北京：“大楼”与“大师”新辨

最近这些年，原清华校长梅贻琦关于“大楼”与“大师”的名言广为传播，且日益深入人心。于是，国人好像得了大师饥渴症，到处寻找、拼命发掘，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出各种“大师”来。说句不好听的，只有在极端封闭且缺乏自信的时代，才需要如此“造神”。眼看着这把“虚火”越烧越旺，把好些好人也给烤糊了，我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大胆断言：大师其实不太重要。

我的基本思路是：好，不是大师，也能做出一流的成果；学术风气不好，自以为的或被捧成的“大师”，必然迅速陨落。对于学者来说，学术环境最重要，你长期跟什么样的人对话、竞争，决定了你的视野与趣味、速度和高度。之所以天才成批地出现，蠢才或“不才”也都是成批出现，跟这有直接的关系。

当今中国的学术环境之所以不理想，在我看来，关键不在钱，而在学术氛围。这一点，相比清贫的八十年代，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么说，不是提倡“安贫乐道”，也不是批判“金钱至上”，而是思考政府过多垄断学术资源，如何导致了整个评价体系的失衡。

这些年，不断有人振臂疾呼，要求政府加大投入，支持中国学术，尤其是人文学的发展。这样的好事，政府确实在做，比如大学里的985工程，以及“四个同等重要”口号等。但我更关注的是，政府应该更好地营造学术氛围，学术问题不一定由长官说了算。

对于当今中国的官员主宰学术、教授追求官职，以及大学日益行政化，很多人啧有怨言，但某种意义上，这可是我们多年呼吁的结果。只知道伸手要钱，很少在制度层面思考如何谋取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如此短视的奋斗，结果呢，钱是日渐增加了，精神越日渐萎靡。其中的关键，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欣欣向荣的民间学术，如今土崩瓦解。在支持学术方面，政府与民间各有短长，本可互相补充。可如今，民间这条腿彻底断了，只剩下政府管理部门在唱独角戏。权力、金钱以及声誉的过分集中，效果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