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大道：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及其各部分的功能定位（4）

另外最近几年来，1992年、1993年，国家批准的在浦东建设浦东新区，浦东新区是明确了以高级服务业为主，这样一个是国家级的这样一个新区，也就是战略的高低，大规模的投资建设，而且浦东建设以后效果是非常好的。那很多学者在1992年之后就呼吁，在北方地区也应该有一个类似浦东开发这样的基地，希望中央做出这样一个战略决策。那关于国家政策高地，也就是推出新区的建设，应该说经过10多年的谋划，天津市不断的争取，06年国务院发文，同意滨海新区的建设。但是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后面我也讲这个问题，北京市，但是人们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北京是首都的功能，首都这个功能就决定了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国家政策的高地，所以这个是我讲的客观上也存在着一些比较谁优这样一种考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初期，毛泽东主席亲自决定，将北京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现在这个材料也公布了，毛主席当时曾经说，他老人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就希望看到北京周围都是烟囱，也就是说他老人家当年是考虑到，我们100多年来中国是贫国是弱国，要想富强起来，站起来，中国必须有工业，必须走工业化的道路，北京一定要真正成为生产城市。在论十大关系1956年在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做出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就沿海和内地，那沿海和内地客观上没有对北京很大的影响，但是对天津影响是很大的，天津是属于沿海，但是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江苏，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上海，但是天津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一五期间北京仍然有不少重要的项目，但是天津没有，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国家处于极其不利的地缘政治条件下，北京建设了一批重大项目，工业总产值有较快的增长。但天津市始终或者基本上没有大型工业项目新建，只有钢铁、化工等改扩建，这些企业在改扩建，工业基础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和发挥，60年代末，北京工业产值开始超过天津市。

你就看到1952年到1978年，北京和天津工业总产值的增长趋势，60年代末北京的工业总产值就超过了天津，后来一直到现在就逐步扩大了这个差距，继续超过天津，并且差距越来越大。那在这个之前，60年代末以前建国以后10多年，天津的工业产值还是比北京高，因为北京过去是基本上没有工业的，天津在解放前有些工业小型的钢铁厂、化工厂，另外就是日用工业品的制造等等，而北京基本上是没有的。GDP的情况，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到2013年，北京天津的GDP增长趋势，应该说1978年的时候，两市的GDP差不多，应该是北京要高一点，现在就差别就很大了，像去年的话天津大概是不到1万3千亿，北京是1万8到1万9千亿，相差接近三分之一，经济总量的规模。

一，首都北京正在成为以高级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中心，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国改革开放从东南沿海地区开始，90年代初国家决定在上海浦东实行特殊政策并进行大规模的以金融商贸中心为主的发展。自此以后，人们就期待着我国北方地区或者环渤海地区也出现类似浦东开发那样的“国家行为”的“政策高地”。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迅速强盛，正在成为金融、商贸、高技术以及大规模研发、信息、中介等高级服务业的基地。北京早已是我们国家的“政策高地”。这一重要性质不像东南沿海和浦东开发那样，是通过国家、党和政府的最高政策纲领规定的，而是由首都的功能决定的，国际性的高级服务业机构进入我国，需要与我国中央政府及各部门合作，也就是说国际性的亚洲这些公司的分布进入中国，或者是中国的分布机构进入中国，他首先他最关注的要跟中国的中央政府各部门打交道，要跟中国中央政府各部门合作，它们的首选落户地自然是北京。

许多发达国家的首都也都是由于这种功能而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和国际性金融和商贸中心的，如东京、巴黎、伦敦、首尔、新加坡都是如此。日本的东京、巴黎、伦敦、首尔、新加坡，他首都同时也是，由于首都的功能而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国际性的金融商贸中心的，那这些中心现在是国际的金融流、信息流、物流、人流，他的节点他的中心，依靠这些流的节点的中心对全球经济反而产生影响，他在国家的地位，他在城市的地位也提高了。美国和澳大利亚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是分离的，也就是说美国的经济中心是纽约，政治中心是华盛顿。澳大利亚他的政治中心是堪培拉，经济中心是悉尼和墨尔本，因为这两个都是移民国家，这是很重要的原因，跟中国不一样，他是移民国家。经济中心早一线港口城市形成，他是英国移民的，欧洲移民的，移民的当中几百年，他都在纽约在悉尼和墨尔本，在港口城市，移民首先到这个地方，这个经济中心早已经确立了，但是他们独立建国，像美国独立建国他是经过战争的。

像美国宣言是18世纪1776年之前，那前些年在费城草拟的独立宣言，华盛顿后来以为国内他们政治上的原因，华盛顿确定的另建首都，他不会在这个殖民地所在地经济中心纽约去建首都，确定在现在的华盛顿建首都，他是移民国家。澳大利亚他政治原因跟这个不一样，跟美国政治原因也不一样，他各自的政治原因决定新建首都，而不利用原来的港口，殖民时代那个经济中心。澳大利亚是确定政治中心的时候，确定首都的时候，墨尔本这个州和悉尼州争论不下，争论不下最后妥协方案，在东南比较靠中部，但是总的还是在东南部，他是一个荒漠草原地带，很干旱的，条件很差的，堪培拉建立了首都。

所以前面这一种情况，像东京、巴黎、伦敦，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他是反应规律性的，也就是政治中心客观上他可以成为经济中心，应该成为经济中心。后一种情形，美国和澳大利亚，他是一种特殊情形。中国必然会逐步形成二到三个具有国际意义的金融中心城市，并与若干个次级金融中心组成布局合理的金融中心体系。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中心具有成为国际意义的金融中心的重要优势，不仅仅可以建成为国家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监管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同时，也应该发展金融营运和金融交易。

二、北京地区的污染和人口规模过大已不是经济中心所致，所以我刚才的意思就是，北京作为金融中心、商贸中心国际性的流的节点，他是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的和长远利益的，他不仅仅从北京考虑，因为国际性的中心在北京他运营的好，他必然要跟自然要考虑在北京落户，那这些年北京这方面的发展确实很快。第二个问题，北京不能作为经济中心有一种意见，是北京地区污染，北京地区人口规模太大，人口规模太大污染都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的情况。但是这两个有点不一样，我的观点是北京地区的污染和人口规模过大，不是由于我们刚才所说的金融中心这样一个功能所引起的。经过以往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北京现在的经济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服务业增加值已经占到三次产业的70%以上，第二产业只占20%左右，而且第二产业也是以轻型制造业为主。我们像过去十多年以前，北京地区存在的，首钢、第二化工厂还有很多这些焦化厂等等这些企业，现在早已经撤掉了，已经迁移掉了，这些大污染企业过去对北京留下的影响是比较严重比较突出的。

但是最近改革开放20多年来，北京市的结构调整是非常快的，下了大力气的，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当然也是为了办好奥运。进入到产业中间，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已经增长70%以上，这种结构在世界的大城市上也是不多的。第二产业当然是有一定污染的，但是他是制造业，而且是轻型制造业为主，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北京周围地区包括远郊区，或者近郊以外的这些区域，有大量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的污染，这部分企业的污染，这部分企业不是首都我刚才所讲的经济功能，这部分企业有现在一部分企业跟北京没有关系，有些有关系，这部分企业人口规模也不少，带来的污染也很大，他技术含量很低，制造业也很简单，或者有些加工也是工艺水平很落后的，这些污染源这些人口是我们要调整的重点对象，但不是我说说的首都经济功能，代表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提高京津冀这个大都市群效率的这些经济功能，经济设施，这两个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