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的大国经济外交方略（2）

一、从战略高度和更长周期认识并处理我与主要大国经济外交关系

（一）大国间经济关系长期影响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并将塑造当代国际关系体系和基本结构

历史上大国关系大多数时间是处于变动之中。从国际政治演进过程来看，成熟或相对定型的大国关系只在19世纪的欧洲多极均势和20世纪的美苏两极“冷战”期间存在过。20世纪后半叶以来，以当代信息通讯技术为主要推动力的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间经济联系日益增强，世界经济政治化和世界政治经济化互动融合趋势十分明显。在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大背景下，经济外交在大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显著提高，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已成为各国国家安全和整体利益中的优先选项。

目前，国际关系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全球经济、国际政治和世界科学技术几乎同时进入新周期，这一时期与中国21世纪前20年战略机遇期同步展开。美国为了应对新兴经济体的群体崛起，尤其是其所谓的中国快速发展的“挑战”。在军事上实施重返亚太战略的同时，积极推进“一体两翼”战略。美国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战略，试图在政府采购、劳工和环境标准、竞争政策、知识产权等领域，联手制定贸易新规则，构造一个与己有利的国际贸易新规则，继续主导未来全球贸易。特别是利用TPP，撬开亚洲市场，干扰近年来东亚地区日益紧密的经贸联系，牵制中国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受国际大环境影响经济增长放缓，各国也都面临结构调整的任务。长期以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操控于美、欧等大国手中，大国间围绕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之争将长期持续，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话语权争夺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与主要大国经济关系构成中国发展总体外部环境的基本格局，直接关系到中国发展的重大和根本利益

西方有学者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比冷战结束更具有标志性意义，如果说1989年到2008年二十年是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变动的过渡期，2008年金融危机则真正开始了大国关系的深度调整期。正是在这期间，中国完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一贸易大国几个重要指标。这些标志性指标在如此短时间内集于一身，在历史上大国崛起过程中尚无先例。当前国际利益格局所涉及议题日趋复杂和多元，任何大国实施实力资源的跨领域转化都难免力不从心，美国与其盟国在战略、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利益转化并不顺畅。与过去相比，今天中国与全球大国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外交关系，影响着全球大国关系演变格局，这给我国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也带来了未曾有过的挑战。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新变化与中国发展已形成密切关联和高度互动之势，我国诸多国家核心利益中，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在国家总体利益格局中位置大大前移。最近几年，一些人批评中国是“选择性的利益攸关方”，或“毫不情愿的全球事项安排者”，认为中国根据需要把自己说成是“大象”或“蚂蚁”。我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正在从低调的学习者、参与者向适度的管理者、领导者转变。国际社会期待我们承担更多的责任，对此我们还没有充分的心理和策略准备。在经济外交上我国如何构筑体现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良性竞争和合作共赢格局，推进建立反映新兴大国利益诉求的国际治理新模式，都是关系我国未来发展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

（三）构建可持续的大国经济外交关系是创造中国经济新红利，实现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战略需要

近年来我国实力上升和处境变差的矛盾现象给我国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提出新问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贸易大国和世界上官方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目前中国有很多现实利益问题和重大关切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迄今为止，中国仍然没有被西方大国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很多出口商品被课以高额反倾销税。美、欧、日对华军售禁令依然没有解除，中国在石油、铁矿石、稀土等领域缺乏大国应有的定价权，中国是世界上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国家，中国企业“走出去”频遭安全审查困难重重。

应该看到，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国际经济格局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快速发展，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动力，技术创新面临重大突破的前夜。世界大国间经济竞争更趋激烈，美欧积极推进制造业回归和再工业化，其他发展中国家正形成比我更加低廉的成本优势，中国制造可能处于被夹在中间的尴尬状态。对此，我国必须推进从战略理念到实现机制的全方位改革，要在收获第一波全球化红利的基础上，以新一轮改革开放创造基于内需的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红利。借助发展与主要大国间经济外交，推进我国从原有的利用本国低端生产要素向利用国外高端生产要素转变，加快培育一批全球性企业，打造一批全球性品牌，推进一批国际领先的创新成果。尽快使中国成为创新环节全球分工、创新资源全球配置、创新能力全球协调、创新核心以为我主的全球创新链体系中的一员，实现中国经济全面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加快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