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的大国经济外交方略（4）

（二）中国与欧盟经济外交关系战略重点

1、中欧经济外交关系。

近年来一些国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国家的困境是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福利国家的困境，民众长期享有高福利使得政府改革阻力重重，而民主政治造成真正改革型政府无法获得足够的民意支持。中欧是东西方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世界上两个重要的经济体和维护世界和平两大重要力量。回顾近10年中欧关系发展，其间有“烦恼”亦有成效。欧盟至今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不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限制，以取消对中国武器出口禁令。2013年欧盟曾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欧盟史上最大的贸易调查。

在当代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时代背景下，中欧双方共同利益趋近、良性互动增多、新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近10年来，中欧经济关系实现了从贸易主导向投资—贸易双轮驱动的转变，双方建立了高层经贸对话机制、战略对话机制、人文交流机制三大机制，双边贸易额增长了3倍。2013年中欧贸易额5591亿美元，目前中国是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目前中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欧洲在经历危机后正在恢复增长，中欧双方愿意共同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2013年11月中欧签署了《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成为未来10年合作的“路线图”，双方就全面加强贸易、金融、投资、高技术、新能源、新型城镇化等领域合作作出规划，合作领域之广前所未有。目前双方就推进中欧投资协定和中贸协定谈判达成共识，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德、法、英三国对此态度积极。双方力争到2020年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

欧盟有建立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自贸区的计划，这与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宏大构想异曲同工。中东欧地区是欧洲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区域，是连接东西方的交通枢纽，中东欧物流新动脉向西连接西欧、南欧，向东扩展到俄罗斯，并将中国与整个欧洲相连通。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柏所说，推动以高铁为支柱的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使中国进入陆权时代，当海权与陆权并存时，中国可以在其全球战略态势上建立起一个对冲的局面。目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已签署《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加勒斯特协议》，涵盖经贸、金融、互联互通、绿色创新等领域30多项合作，中东欧国家对扩大与中国合作积极响应并充满期待。

2、对欧盟经济外交重点。中欧经济合作基础良好。要重点加强与德国的经济合作。德国的实体经济发展状况最为健康和良好，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德关系愈发紧密，中国市场需求是德国快速走出经济危机的主要动力。德国愿意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而低调处理所谓人权之类议题，中国可以向德国学习工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对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应尽力做到求同存异，低调处理相互间分歧，高调推进在特定利益契合点上的合作，尽可能使经济合作不受意识形态左右。中东欧国家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互补性强。在保持与西欧、南欧良好合作的基础上，积极扩大与中东欧十六国的合作，特别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通信等领域的合作。

（三）中国与日本经济外交关系战略重点

1、中日经济外交关系。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中日两国既是大国关系，又是邻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历史上长期我强日弱，近代以来日强我弱，现在进入两强并立阶段。一直以来，日本的“大政治”和大战略相对稳定，但过于频繁的政权更替和领导人更换，使其在战略实施上难以形成“路径共识”。目前看，日本国内对中国快速发展反应非常强烈。近年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安倍现政府不断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人类共同价值，蓄意破坏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对我而言，日本可能是未来10年或更长时期内阻碍中国快速发展的最大现实外部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中日对抗的风险和烈度比中美结构性矛盾更具现实挑战性。中日关系如果把握不好，很有可能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

中日两国都是东亚大国，作为同处东亚地区的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两国GDP已占到亚洲经济的60%，两国关系直接影响到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未来。一个时期以来日本大谈“失去的二十年”，固然有真实的一面，也不能排除“哀兵之策”的成份，日本的科技经济实力和创新能力仍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目前中日关系走入低谷，要防止目前地区安全困境把东亚这一全球经济增长中心拖入军备竞赛中心。美国因素在中日之间日益明显。在美日同盟框架下，日本战略上严重受制于美国，日本下一步行动还要从更大的国际格局中观察分析。

2、对日经济外交重点。当前我国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针对中日两国历史恩怨与现实矛盾、外来大国与域内矛盾相互激发助长的问题，我们处理中日问题要基于战略利益而不仅是历史问题来制定决策，要放在国家发展和地缘战略框架下全面思考和妥善应对。

在中美日三个双边关系中，中国应抓住中美关系这一龙头，研究和制订出最佳战略。对于一些在中日双边层面难以解决的问题，积极寻求通过多边渠道解决。就中日来说，一方面要着力推动中日韩FTA，加强与日本的互利合作。另一方面，日本在东北亚地区与俄韩朝存有矛盾和摩擦，公信力不足，可以借此对其保持战略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