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难寻是朋友 朋友多了路好走——从政治的高度认识“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2）

2008年是西方经济危机的开始，同时也是西方政治信用危机的开始。当年10月7日，北约成员国冰岛宣布从俄罗斯获得40亿欧元紧急贷款——这是冰岛向欧洲邻国求救连遭拒绝后，为避免“国家破产”采取的无奈之举。眼看自己的盟国伸手向“敌人”讨钱，北约国家表现出无能和无奈，欧洲裂痕已初露端倪。2009年笔者写道：

这只是欧洲“冰川”融解的开始，其他西欧以外的欧洲及其近邻国家，比如格鲁吉亚，将来也会在“呼天不应”时向俄国求援。可以肯定，在不远的将来，俄国将与东欧形成新的关系，是联盟关系还是什么形式，具体不好说，但它一定是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

2014年底的克里米亚和2015年2月明斯克会议后的东乌克兰的变化已将六年前的端倪变为趋势。在同一文章中笔者进一步写道：

2008年8月8日，美国忽悠着格鲁吉亚攻打南奥塞梯，但战火起来后，美国不仅对格口惠而实不至，反而利用格鲁吉亚战事，迅速与波兰而不是与格鲁吉亚于8月20日签署“反导基地协议”。这使格鲁吉亚有了被出卖的感觉。毫无疑问，“慕尼黑”在东欧不会终结，下一次该清醒的就是东欧了，东欧将会从西欧再次倒向俄国。这是历史规律。别看捷克、波兰等东欧国家与西方签署各种条约，到时候它们还是被出卖的对象。波兰曾三次被瓜分，今天的捷克人一提起《慕尼黑协定》还是不寒而栗，曾为美国式民主背叛自己共产主义信仰的谢瓦尔德纳泽也在被美国颠覆后叫苦不迭，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先向苏联叫板的南斯拉夫，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也曾大声向俄罗斯求救，可以肯定，即使将来东欧国家全部换上了西式的民主“马甲”，如果自己没有战略意识，结果还是要被出卖的。

1939年罗斯福将这些东欧国家称为“‘骑墙’国家”，但是，不这样，夹在强邻跟前的小国又有什么更好的命运和选择呢？

第三，欧洲与俄罗斯争夺范围进一步扩大。《明斯克协议》的达成并不能说明欧洲与俄罗斯在东欧的争夺已经结束，只能说欧洲认可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略底线。至于在其他地区，比如波罗地海或中东地区，这场争夺才刚刚开始。其具有风标意义的是2015年初发生的可被视为另一次“9•11”的法国《查理周刊》被袭事件。

2015年1月8日,法国巴黎《查理周刊》杂志遭袭，该事件至少造成12人死亡，1月12日下午，法国首都巴黎举行大型集会，悼念此前因多起枪击案而丧生的17名遇难者，据报道，参加集会的人有百万之多，包括法国总统奥朗德、前总统萨科齐在内的几乎所有法国左右翼政党领导人都会出席12日的集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卡梅伦、意大利总理伦齐等四十多位西方政要也会到场参加悼念仪式。美国方面则派出司法部长霍尔德参加，美国总统奥巴马此前已前往法国驻美使馆悼念。

这件事在欧洲引起如此激烈反应，一方面说明欧洲人民对恐怖主义的痛恨，但能被掀起如此规模的舆论声浪，也说明它在欧洲政治家眼中有被当作另一次“911事件”而加以利用的必要。此前，法国的目标已瞄向中东。2014年９月法国启动代号“西北风”的军事行动，参与打击“伊斯兰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实施了2000多次空袭，其中法国承担大约100次侦察任务和实施同等数量的空袭。

在公布的真凶名单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就是媒体反复渲染的“法国最臭名昭著的女恐怖分子”哈亚特·布迈丁仍然在逃，逃跑的方向与此前法国航母前往地区方向一致，即“已入境叙利亚”，法国警方称她“持有武器，非常危险”。2015年1月13日，即《查理周刊》被袭后第五天。法国“戴高乐”号航母驶离法国土伦港前往海湾，开始执行为期约５个月的军事任务。协同国际联盟打击“伊斯兰国”。2月23日，法国数架战斗机从“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前往伊拉克执行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任务。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说，法国将正面迎击“伊斯兰国”的威胁。与此呼应，2月21日，美国新任防部长卡特出访阿富汗，与阿富汗总统加尼就撤军计划等问题举行会谈。卡特表示，美国将重新考虑美方未来在阿富汗的反恐任务。会后，卡特在联合记者会上指出，美国撤军计划可能有所调整，加尼下个月访美时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讨论此事。他说，奥巴马正考虑数个选项以加强美方对阿富汗国家安全策略的支持，包括可能调整撤军的时间表。

这说明《查理周刊》事件及由此形成的欧洲这种联合姿态，已成为欧洲继利比亚战争后向中东推进的另一次“9•11”宣誓。叙利亚历来是东西方较量的旋转门，控制了叙利亚，欧洲人基本就控制了东方人对地中海的命门。在乌克兰失手后的欧洲，开始挟2011年利比亚战争胜利之余威继续向东推进，如果再能够拿下叙利亚，那欧洲就能确保其对俄罗斯从而对美的战略优势。当年罗马、十字军的东进和蒙古人的西进都是在这个地方止步的，因此，今后叙利亚的政治归属对东西方确立其战略优势，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第四，美国将在中国东部地区施加更多的压力。中国现在的安全环境好不好呢？很好，几乎三分之二的边界是稳定和安全的。西部有“三股势力”威胁，但是有俄罗斯的合作，所以问题不大。我们的压力持续增大的地区主要在东部。日本自民党第47届众议院大选获胜，安倍继续执政，我们的报道说安倍在国内声望下降，这一次的获胜表明日本国内的极右势力还在上升，并且有一定的国际财团支持，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严肃的挑战，这个挑战不光来自日本本国的右翼势力，还有国际反华势力，更多的是美国大财团中的反华势力，这明显是冲着中国来的。

美国国内规模日益扩大的民众游行及美国国防部长换人具有风标意义。日益扩大的民众游行说明美国国内政治如没有新的浮财补贴就会持续动荡，而美国防长换人往往是美国外交政策出现重大调整的前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结束都是从撤换前线总指挥或国防部长开始的。小布什时期拉姆斯菲尔德下台也说明美国在中东的反恐战线将要收缩、伊拉克战争的节奏将要放慢。最近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辞职，说明美国华尔街不满意奥巴马的守势政策。奥巴马是有些尼克松智慧的总统，他的攻势政策是华尔街逼的，他对华尔街的扩张政策一直在虚与委蛇，比如他始终不愿意继续在中东重启战争。因此华尔街对他不满，给他停发“工资”，这叫“财政悬崖”。这次把与奥巴马配合的比较好的搭档哈格尔换掉，换上来一个强势防长，这可能是在给下一届强势政策先做铺垫，这将增大中国周边特别是东部海区对中国的安全压力。

但是，再好的形势及相应的战略机遇也是有时空限制的。现在看来，2015年《明斯克协议》后，东欧开始东倒的形势将会随俄罗斯的强势和欧洲的妥协而回潮，而这将大大缓解俄罗斯西面面临的压力，届时俄国会将更多地注意力投向远东。根据历史经验，这个转变的完成大约需要20年的时间，而这期间也为中国解除东海压力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此后，与20世纪70年代的形势一样，中、俄、美三角关系又会出现新一轮调整。

大国博弈，不要说朋友，即使是战略性的盟友，仅靠张伯伦式的努力是不能够赢得的。天要下雨，张伯伦和斯大林的差别在于，前者忙着躲雨，而后者则在雨前积极“插秧播种”。结果是当雨停的时候，苏联已实现了相当的战略利益，尤其是苏联当时要解决且是最紧迫的战略利益；而英国则将老本赔了个精光。现在雨前的乌云正在翻卷而来，是插秧还是躲雨，就要全看各国政治家的智慧高下。

二、从政治的高度看待“一带一路”

（一）推进“一带一路”要讲政治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我们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对于维护中国政治安全有着极大的政治意义。它的最高政治目标，说得通俗点，就是让我们的朋友——这个不能没有——多多的，让我们的敌人——这个肯定得有——少少的，为我们的国家发展战略创造一个良好的外交环境。这是“一带一路”的政治“大账”。我们要从维护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的高度，而不能以账房先生的视角、从狭隘的部门利益的多少来看“一带一路”的意义和作用。

外媒说我们要搞新的“马歇尔计划”，要通过“一带一路”挣大钱、要扩张。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没有抓住“一带一路”的要义。

“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是在正确利义观下广交朋友。我们现在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战略做准备，其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有足够的朋友。如果我们能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政治上的事就好办了。在诸多朋友圈中，除了老朋友外，我们今后的重点将是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友谊。习主席自主政中央工作以来出访了许多国家，留意观察，就会注意到他最下功夫、最花时间的多在第三世界国家，在南太平洋连那些小国都去看了。

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在红军学院讲演中分析国家战前需要具备的政治条件时说：“政治上做好战争准备意味着什么呢？政治上做好战争准备，意味着要有足够的所需盟友和中立国。”没有朋友的国家是不能胜利的。比如今天日本，在高科技军事装备方面，它是强国，但是它没有真心实意的盟友，更没有足够的同情国，这就没有打胜仗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