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热点问题的重大探讨（6）

第二个问题，潜在的通缩压力开始增大。这个可以从我们叫CPI和PPI这两个分别居于消费和生产的指数来看，大家平时看报纸，每个月统计局都公布这两个数据，从这两个数据来看，应该说物价下跌的压力开始增大，当然这个是结构性的，某些商品、某些东西有可能是价格上升的。那么，潜在的通缩压力增大，肯定也是对于经济体，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冲击，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去年下半年，应该说我们的政策层最关注的是潜在的通缩压力的问题，因为通缩压力和经济增长有可能是相辅相成的，也有可能在短期内，二者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去年年底大家更关注的是通缩压力。今年年初从国务院一系列政策来看，把主要的精力，近期还是放在稳增长上了，把主要的重心放在防范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滑上，这是两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遇到什么呢？需求的三架马车（即出口、消费、投资）都遇到了挑战。过去，中国经济靠的是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靠的是出口拉动，我们希望出口越来越多的东西好，把越来越多的东西卖给人家，我们叫出口创汇，这个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早期，大家经常听到的叫出口创汇。后来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整天靠出口创汇似乎也不是那么回事，因为这个是小国经济体能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整天出口创造了这么多外汇，那么拿这些外汇干什么呢？又只能回去买美国人的国债，最终还是便宜了老美，而你一个大国经济体，做外向型的经济，虽然说很重要，但是不能够仅靠它，还是要多注重一下国内。所以，我们这些年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转型，就是进出口很重要，但是出口导向型的这种思路在转变，更加注重国内。在这种情况下，就导致进出口这种产业调整，还是总量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速下跌，或者下滑趋势，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外汇储备也在下降。但与此同时呢，中央过去一直希望以国内的消费作为拉动作用，消费作为拉动不是那么简单的。消费作为拉动，一方面老百姓真实的可支配收入必须要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老百姓收入上升之后，还要愿意消费，为什么愿意消费呢？必须社会保障非常完善，别人才会放心的消费，如果社保不完善的话，人家还不放心消费。还有，想消费的人有时候无法利用更多的金融支持手段来借贷消费，所以多种原因导致了短期内完全依靠国内消费拉动，难度也很大。所以搞来搞去，到目前为止，一定时期内，我们还是得靠投资，这也是为什么今年，我看以这个月为试点吧，我们慢慢地回到上项目的思路，下一步无论是互联网+，还是制造业2025，又逐渐要恢复到发改委、工信部，列项目、分钱。地方政府通过债权融资进一步集中资金分项目拉动。短期内还是跳不开这种投资拉动的格局，这同样也是一个短期跟长期的矛盾。

这里面就谈的是一个改革的长期利益和短期问题的矛盾。李克强总理在本届政府是高度重视结构调整，高度重视改革的，但是与此同时呢，改革是要有一个过渡期的，你把某一些产能过剩，这种传统的产业放掉，把这个模式变掉，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会经历一段比较痛苦的时期，因为特别是在产能过剩的产业调下来，新的产业没有调上来的时候，就很可能带来产值的下降，就业率的下降。所以说，任何国家，任何政府，实际上在推动某项改革的时候，都面临长期利益和短期问题的矛盾。所以说，我们经常谈的时候，从学者的角度，有时候解起来很容易，但是从政策层的角度来说，它必须面临这种短期和长期矛盾的权衡，谁都说政府应该从投资当中退出，但是政府完全从促进投资当中退出，短期内，中国经济又没有新的马车来拉动它。所以，这样一些改革和发展时刻面临一个权衡的难题。

这里面总结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短期内，实际上我觉得不用太悲观，问题有，但是应该说不是很大。中国经济现在确实是遇到了挑战，遇到了问题，但是在现有格局下，还是不用太悲观，因为很多人还是比较悲观的，我觉得问题其实不大，为什么问题不大呢？这正是我们一个双刃剑的特点，就是中国的政府在整个经济拉动当中，它起到的作用太大了，起到的作用仍然是很大，政府有各个方面的手段可以影响经济运行。除了政府直接或间接的投资，还有财税手段，还有在金融方面的放开，也就是说短期内，由于中国的政府在应对经济低谷的时候，还有很多手段可以用，因此，使得我们不用太悲观。在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就不一样，西方国家政府要做一项财政政策的动议，或者其他一些重大政策的改革是很难的，比如说六月份出现危机，政府要采取一个政策，可能立法机关要讨论半年，那么第二年一月，这个情况完全都变了，我们这个政策要出台，有可能是一个行政政策，一两个月就出来了，甚至一个月就把这个政策出来了，所以很多西方的学者对于中国在08年以来金融危机当中，政府起到的作用很赞叹，但是需要看到的是什么？长期来看，这种长处也有可能变成挑战，大家谁都知道，现在要谈市场化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的重要作用在应对短期风险和危机的时候可以起到很重要的效果，但是中长期来看，是不是会造成体制的复归呢？是不是会造成像计划经济的复归呢？这就值得长期来看，是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

实际上，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志也会感受到，我们在经济政策、金融政策制定等一些方面，其实有一些东西慢慢还是越来越多的呈现出体制复归，或者叫计划性的特点，我举一个例子。银监会以前有一个信贷行政的配额，每年一个行政的信贷规模，这个东西用顺手了，大家觉得很方便，我就觉得银行今年发多少贷款就行了，不需要进行调控。这个行政性、计划性的，纯行政手段取消掉之后，后来中央银行又用了一个概念，叫和议贷款规模，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和议贷款规模。和议贷款规模某种意义上就是代替了过去银监这种信贷的规模控制，什么叫和议呢？和谁的议？用什么样的计算方法？这里面人为的因素就比较多了，所以，我们必须提出的一点，就是长期内，这种改革和转型，或者政府从经济影响当中的退出，是必须值得充分重视的，这是对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判断。

那么与此相关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是不是需要适应一下这个慢节奏。这个是什么意思？过去，中国经济从一个少年走向青年人，可以从78年改革开始谈起，我们从小步快走到大步快跑，你已经迈向中年了，这个大步快跑一直持续下去，这对于一个大型经济体来说，它可能是有困难的。这种较快的增速能否可持续呢？就值得置疑。我们都知道现在40多岁的人了，每天如果剧烈的运动，剧烈的跑，你身体肯定吃不消，你每天小跑、慢跑半个小时，这个效果可能会好得多。实际上，中国经济已经过了激情勃发的青少年时期，我觉得应该是到了一个比较增速平稳可持续的时期，过去追求过高的增速有可能是不可持续的，这是一个我们需要适应慢节奏的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