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生态环境安全
《国 安法》第三十条规定了国家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这点极为重要。我们知道近些年来在中国大陆上,以华北中心为基础的雾霾 天气非常严重,生态安全已经引起了民众、各级政府和中央的高度关注,现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予以充分的重视。要建立一个好的生态环境,还民众一个清水蓝天,是新一届政府的承诺,也是中国梦实现的一个前提和保障。
(七)核安全
《国安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坚持和平利用核能 和核技术,加强国际合作,防止核扩散,完善防扩散机制,加强对核设施、核材料、核活动和核废料处置的安全管理、监管和保护,加强核事故应急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防止、控制和消除核事故和对公民生命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不断增强有效应对和防范核威胁、核攻击的能力。
在这一条款当中有两方面的 要求:首先,中国对待核能的态度是和平利用。我们说核能是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的主要能源,是替代污染严重的煤炭的主要清洁能源,它能够保护环境,是使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基础资源。因此和平利用核能主要是用于经济目的和民事目的,为环境改善、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主要动力。中国的《核安全 法》明年交人大讨论,有一个权利交给公众,就是由公众来投票决定核设施的去和留。我们说在使用核能当中,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极为重要的,但是我们还该加强对核能源的宣传,让大家知道核能源在民用和经济方面使用的技术本身已经达到了安全的范围之内,没有问题。但是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加强制度建设和管 理建设。在管理的环节方面,对核设施、核材料,核活动、核废料处置的安全管理、监管和保护,加强核事故应急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这是我们加强的重点;另一方面,在核安全方面,我们要发展中国的核技术,这是中国历来主张的。为了保证国土安全,我们有一个“打狗棍”的需要,因此增强有效应对和防范核威胁、核攻 击的能力,既是我们最低的要求,也是中国保证核安全的立场。
(八)空间技术
空间技术就是合理地加强国际合作,加强安全进出、科学考察,维护我国在外层空间、国际海域和极地的活动和其他利益安全,这牵扯到中国的国家利益,不能放开,因此把它上升为国安全层面予以规范,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九)公共安全
《国安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国家健全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积极预防、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妥善处置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
这一条实际上针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按照应急与预防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恢复、重建等工作环节,以及风险管理、基层应急、社会参与、重要基础设施与关键资源安全、巨灾等重要领域和建设的不同要求。
目 前我们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国际化的关键时期,结构升级、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加快将伴随各类矛盾凸显,突发事件高发,各种传统的和非传统 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安全风险交织并存,使得城市安全面临挑战和考验更加复杂严峻,防范与处置突发事件工作更加艰巨。2015年6月1日,重庆东方之星客船在长江翻船,造成400多人死亡。2015年8月12日,天津滨海新区港口仓库发生爆炸,死伤多人,足见公共安全极为重要。
目前我们遭遇的 问题是,第一,自然灾害风险日趋频繁。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强降雨、干旱、高温、浓雾、冰雪、沙尘暴等极端天气和外来有害生物对农林生产和生态环境可能造成较大危害。第二各类事故灾难仍然可能高发。城市地下管线网络,因自然老化或人为外力破坏造成的管线破裂、泄漏和路面塌陷等突发事故仍时有发生。危险化 学品运输车辆多,易发生危险化学品的泄露、爆炸、污染等突发环境事件。中心城区超高层建筑集中,高层发生火灾的机率增加。人员密集场所、有限空间作业、地下空域的安全问题凸显,风险不确定。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轨道交通、建筑施工等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时有发展。随着高新产业、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的同 时,也带来新的危险因素。
城市安全运行面临较大的压力。人口急速扩张对城市承载能力形成严峻挑战,人口高度集中导致突发事件不确定、复杂性 增强。水资源不足,资源能源对外依赖性强,增加了局部的矛盾,所以紧张事件不断发生。再有一个是公共卫生事件不确定性较大。社会安全稳定事件也在发生,因征地、拆迁、企业改制、就业和社会保障、环境污染引发的上访、聚集的群体性事件也较为突出。因此加强应急处置体系建设,提升快速反应能力,是对我们国土安 全和应急能力一个极大的考验。
因此,我们应该加强:第一,健全应急决策支持机制。第二,完善现场指挥与协调机制。第三,加强应急联动与协作 机制建设。第四,加强军地协同应急机制建设。第五,加强应急通行和交通保障机制建设。第六,加强空中救援机制和能力建设。第七,加强各种信息发布与舆论引导机制建设。
今年发生的两次大的突发事件就是长江翻船事件和“8·12事件”,新闻发言人明显对舆情掌握不清,对于民众知情权的要求认识不清,回答问题不能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引起民众普遍的不满。我们说权威发布如果跟不上,谣言就会漫天飞,就会直接影响政府的信誉。所以我们说,信息发 布、舆情引导的机制,对我们突发事件应对的要求,实际上提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
在这次应急当中又提出一个问题,这就是救援的专业化问题。我 们说6月份的这次股灾,提到了股市稳定的重要性,但是股市稳定要求专业性、技术性的问题极高,提出对专业的高精尖人才的需求。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些非常优秀的操盘手,但是以国字头为单位的证券机构和金融机构高级的操盘手需求不足,都需要从民营的机构借高级的操盘手。再有一个就是前面讲的中国高精尖人才的流 失,这就对于我们的技术开发、技术管理、技术使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次“8·12”的救援,也提出了一个救援的专业化问题,而我们对救援的专业化 的认识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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