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3）

全面从严治党：直面新考验新危险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全面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核心要义。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建党学说博大精深，但说一千道一万，核心就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始终要、掌握政权后尤其要保持先进性纯洁性，防止腐化变质。十五、十六、十七届党中央，一再重申“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1983年到2009年的二十六年间，中央专门召开六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建的六个专题《决定》，精神实质归根到底也在于要从各个方面从严治党。

十八大以来的党中央，为了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其中不乏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其一，在“从严治党”前面冠以“全面”一词，本身就是一个理论创新。这一提法最先见于2014年12月习近平考察江苏时的讲话。历史证明，许多大事实际上早已在实践探索了，但往往要经历很长过程才能概括出一个理论命题或概念、范畴。比如从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开始就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直到1982年邓小平在十二大上才正式概括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其间经历了二十六年。实现党的建设科学化，甚至可以追溯到1929年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即古田会议决议，但直到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才正式概括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重大命题，其间经历了整整八十年。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关于党建的六个专题《决定》中实际上已蕴含了全方位从严治党的精神，但直到2014年才由习近平正式概括出“全面从严治党”重大命题，其间也经历了三十一年。这些都是理论上的再创造。

其二，深入阐述了方向、道路、理想、信念、宗旨的极端重要性，在一个最根本问题上廓清迷雾。习近平指出，方向决定道路，道路是党的生命，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第一位问题，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之“钙”，缺乏这种“钙”就会得“软骨病”。提出“革命理想高于天”重要论断，而衡量党员干部是否具有革命理想的客观标准，是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些话看来似乎属于常理，但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被淡化了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受到来自“左”和右的种种歪曲，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宗旨意识严重滑坡的今天，却具有正本清源、认祖归宗的重大意义。

其三，聚焦党的作风，把党风问题提到哲学高度来认识。习近平认为近年来盛行的“四风”问题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密切联系。在作风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党性，党性说到底是立场问题。作为党的干部，就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特别是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这“三严三实”是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也是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鉴于作风问题的严重性和广大人民的迫切期待，党中央以作风问题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点是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狠刹“四风”。

其四，突出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强调对权力的严约束严监督。习近平警告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后必然会亡党亡国。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必须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用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为此必须加强使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各种制度的建设，努力建立健全立体式、全方位的制度体系，以刚性的制度约束、严格的制度执行、强有力的监督检查、严厉的惩罚机制，来遏制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尤其是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其五，对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提出明确要求，概括了对从严治党的规律性认识。在2014年10月8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系统分析了这次活动的成功经验和存在不足，并对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强调以下八点：一是落实从严治党责任；二是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三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四是坚持从严管理干部；五是持续深入改进作风；六是严明党的纪律；七是发挥人民监督作用；八是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这八条为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确立了总思路、总要求、总方向，而前七条实际上是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一种新概括。

以上这些，是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基础上，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所作的新探索和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