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民族主义是法西斯产生的土壤（3）

极端民族主义盛行的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西斯组织在欧洲各国和日本先后出现。除了日后走上法西斯专政道路的意、德、日三国外，出现法西斯组织的国家还包括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英国、比利时、瑞典、法国、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葡萄牙、丹麦、匈牙利、西班牙、荷兰、芬兰、挪威和瑞士。各个法西斯组织提出的主张五花八门，但大多包含三项内容，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强调阶级合作的第三条道路外，都鼓吹极端民族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以各自民族历史中某一段“辉煌”时期为资本或楷模，要求重振本民族的地位，统治和奴役其他民族。在极端民族主义方面，尤以中欧的纳粹主义为甚。

纳粹主义强调，世界历史的发展主线是种族之间的生存斗争。地球上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是有限的，而各个种族自我保存和自我繁衍的欲望却是无限的，这样就导致激烈的生存竞争。严格的必然法则是强者胜弱者灭，这就是一部血与火的世界史。

希特勒认为，各个民族（种族）之间有高下、强弱、优劣之分，这是“自然赋予”的，却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三种人类的罪恶会削弱民族的力量——国际主义、民主主义、和平主义。与它们对立的是——种族价值、个体价值、自我保护的魄力与动力。如果优等种族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血统价值，去信奉三种人类罪恶，就会因为血统的混杂而导致人种水平的下降，最终失去强者的地位。因此，各个民族客观上就是各个命运共同体，必须同舟共济，在激烈的生存斗争中求胜求强。

在这样一场斗争中，希特勒并没有接受黑格尔关于国家是“绝对观念”的最高表现和人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主宰的思想，相反，他一再强调，国家不过是保种保族的工具。如果它完成了保种保族的任务，它就是正确有用的，在它不能胜任这个任务时，它们是有害的，要么加以改革，要么弃之一旁，用更好的工具取而代之。

为了完成保种保族的重任，纳粹党声称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既不是议会民主制，也不是君主制，而是“民族的领袖国家”“日耳曼国家”“人民国家”。这种国家必须实行“领袖原则”。

那么，为什么当时极端民族主义如此盛行，并成为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土壤呢？

曾经发生法西斯泛滥的德、意、日三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上都曾一度落后，当它们走上争霸的舞台时，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为了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手中夺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往往狂热地宣传民族沙文主义，把全国上下的民族优越感和对外扩张意识推到顶点。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德国战败，非但发展势头遭到阻遏，而且被套上受奴役的枷锁。意大利和日本尽管跻身战胜国的行列，但是在战后安排中没有得到预期的份额。三国在国际范围内成了所谓的Have-nots（无产）国家，国内民族复仇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情绪恶性发展，要求打破凡尔赛体系的束缚，建立世界新格局。

在欧洲其他国家内，民族主义恶性发展有着不同的背景。20世纪初，随着工业经济进一步发展，世界整体化和各国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各国之间的人员流动增加。很多犹太人进入经济发达地区，在新兴的金融业和传统的商业领域迅速发展，很快取得优势地位，这样就强化了欧洲各地早已根深蒂固的反犹情绪。从西欧到东欧，法西斯组织大多具有反犹的特征。此外，在欧洲经济发展过程中，东欧民族成员纷纷涌向经济发达的中、西欧国家，他们原来的生活水平并不高，能够接受较低的工资报酬，在就业方面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因而引起当地工人的不满和反对。另外，一次大战后东南欧一带的疆界变动较大，其结果，罗马尼亚由于增加了大量的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而激化了民族矛盾，克罗地亚则因遭受塞尔维亚的统治而兴起了“乌斯塔莎”运动。

法西斯政党在德国掌权后，进一步强化了民族主义的宣传和举措。结果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宣传满足了多年来痛恨凡尔赛体系的德国民众的心理需求，佐之以组建“民族共同体”的一系列举措，让德意志下层民众得到不少实惠。一时间，阶级矛盾缓和，社会秩序稳定。然而，逐步升级的反犹浪潮让不少良心人士感到不安。更严重的是，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要求让所谓的优等民族去奴役所谓的劣等民族，于是扩军、侵略、屠杀便接踵而至。在德国入侵苏联的初期，苏联个别地方的少数民族群众因为不满国内的民族政策，曾结队欢迎入侵者，但深受极端民族主义毒害的德国士兵不可能善待心目中的“劣等”斯拉夫人，于是，曾经的投敌者很快转向，加入了游击队的行列。法西斯的侵略促使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打败了法西斯强盗，并在战后将法西斯战犯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