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网络安全关系中的威胁、风险与机遇（2）

二、在关键核心利益上的分歧使得中美网络对抗凸显，爆发“网络安全危机”风险上升

由于中美两国在国家战略目标、发展阶段、意识形态、技术水平等方面的显著差异，使得两国在网络安全的多重问题上呈现对抗态势。特别是近年来，中美网络安全摩擦呈现急剧上升态势，中美“网络安全危机”风险加剧。中美在网络空间的对抗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两国网络发展水平不一，在对网络空间国际秩序规范认识上存在重大分歧。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综合实力上严重失衡：美国在网络空间保持巨大技术优势，并掌握着国际网络域名解析分配权，网络空间国际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美国手中，而中国作为一个后来者，在诸多方面落后于美国。如果此时就网络空间行为规范展开谈判，达成约束力很强的国际准则，其结果很可能意味着美国的网络优势被固化、合法化。那么此种国际网络安全规范无疑是失衡和扭曲的。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然会对美主导提出的有关网络无主权、武装冲突法适用于网络空间等观点持谨慎态度，对美企图在网络空间形成“美国规范”保持警惕。这既是对网络空间未来发展负责任的态度，也是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负责任的态度，本无可厚非，但美却对此横加指责，多次在国际场合对中国进行无理指谪，中国也多次给予强硬回应。二是两国网络发展战略目标不一，对网络自由与网络监管的态度存在重大分歧。中国发展网络空间的战略目标是尽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不为称霸也不为干涉他国内政。美国发展网络空间的战略目标是保持美国的全球领先和世界霸主地位，视信息网络力（information power）与软实力一样是美国外交的力量倍增器（force multiplicer），是美国干涉他国内政、实现和平演变的利器。因此，美国在国际社会大肆鼓吹网络自由，批评中国限制网络自由。201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中公开点名中国、古巴等国家是“实行书报检查、限制网络自由、逮捕政治异见者的博主国家”，甚至宣称要让这些国家付出代价，面临像埃及和突尼斯一样的动乱威胁，使其陷入“专制者困境”。此外，美国等西方国家极力推动将“网络自由”写入国际网络规范，意图为其干涉他国内政打开法理通道。而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联合提出的《信息安全行为准则》等行为规范中要求保护网络舆论安全的内容，美则联手其盟友极力反对。在此问题上，双方长期僵持不下。网络自由与网络监管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对国家对网络空间主权问题的认识。网络空间虽然是虚拟空间，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国家主权，它应当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特别是对于威胁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网络破坏行动，国家有权进行管控，这与国际法、联合国宪章等是不相违背的。美国拿所谓的“网络自由”说事，究其实质是想利用互联网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以增强其软硬结合的“巧干涉”能力，中国自然不能就范。三是两国在信息技术与产业发展上互设壁垒，大有将商业纠纷政治化的倾向。一方面体现在限制对方信息技术企业进入本国市场。美国限制中国华为、中兴通讯等公司进行美国市场，谷歌“被迫”退出中国即是例证。另一方面还体现在美国针对中国的信息技术出口限制。为防止中国获得先进信息技术，美通过一系列专门的政策法规，限制高新技术对中国的出口，为中国发展与应用高新技术制造障碍。此外，两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对抗，还突出体现在美官方不断热炒“中国网络经济间谍”，即便在美深陷“棱镜门”丑闻的背景下，美也没有减弱对中国在此方面的指责，甚至公开以政府名义起诉中国军人。美之所以不断将涉及信息网络技术与产业的商业纠纷政治化，究其实质是要限制中国充分利用网络，以保持美对中国的战略优势。在以军事力量为代表的硬实力受限的今天，国家间的竞争更多地体现在软实力的竞争，可信度是软实力的重要源泉，美国深谙此道，因此不惜在抹黑中国上频频发力。降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信誉度，为其扩大话语权造势。四是两国网络民族主义膨胀，现实热点问题极易延伸并演化成网络空间冲突。早在上世纪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美民间黑客即开始网络较量。进入新世纪以来，围绕中美撞机事件、中国奥运会火炬传递、东海争端等两国民间黑客更是暗中交手不断。随着美军成立网络司令部，网络军事化已成定局，网络武器化也成了不争的事实。可以设想，如果中美间网络对抗失控，势必会升级为以攻击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的更为严重的对抗，甚至升级为现实军事对抗，乃至引发核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两国关注对方国的重大核心利益、管理好两国的利益分歧、建立有效的网络危机管控机制无疑将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