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发展逻辑与研究方法（2）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扎根的逻辑与特质

1.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的关系，最核心的问题是列宁主义

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吕新雨教授认为，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的关系，如果不讲列宁不讲俄国革命，不讲共产国际的历史，不重新梳理这些历史过程，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叙述的。所以重新讨论共产国际，就涉及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决裂，二是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欧洲社会沙文主义的决裂。有人认为中国现今的社会主义路径要与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被表述为封建专制主义，或亚细亚专制主义）割断，要直接剪接到欧洲福利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明目张胆地为修正主义翻案，说中国和苏联既有的道路都不是社会主义，只有欧洲的福利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以就要回到晚年恩格斯，以恩格斯压马克思。但是，这个主张从来不正面回答：为什么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全面背叛社会主义，滚到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那一边？这个政治路线的脉络他们从来没有梳理过。正是在此背景下，1917年-1918年，经过党内讨论，列宁建议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共产党，而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决裂与路线斗争，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前提。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实际时，要有一个强烈的自我发展的品格

上海大学人文学院周展安副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社会实际状况契合到何种程度，这是一个更有挑战性的课题，只提示一点，那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实际情况时具有发展的品格，即理论的有效性并不是完成于理论自身的，而是体现在能引导我们把握现实及其规律性。这一品格使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原理上摆脱了形而上学的困扰。就党内来说，毛泽东《实践论》的发表是这个品格确立的最重要标志。

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意义

复旦大学中文系白钢副教授认为，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革命之完整路线的孕育、成熟、付诸实践并最终取得胜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主体性的成熟与主体意识的升华，从而自觉地从对他者之经验、模式的迷信中走出来，开启了在落后的农业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历史新路向。我们必须以辩证的眼光分析中国道路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之于社会主义，正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一样，当前者表现为后者在某一特定历史境遇下对于某一特定国家—地区之具体运用的时候，尚属于较初级的阶段，故而可以被称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伴随着这一过程的不断深化，当前者本身能极大地丰富发展了后者的普遍原理，从而具有更广泛、深远、普适的世界历史意义和文明史意义时，则不必再过多地强调其特色，而应理直气壮地将其标示为中国社会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不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实践中思想的成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活生生的现实形态，也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提供了争取解放和人民幸福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战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