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生平：文艺的主体价值取向：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3）

所以，习近平同志这次召集文学艺术家们来开这次座谈会。理论上按照学科的划分，文、史、哲属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等。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重视自然科学。后来江泽民总书记时期，他特别提出“几个一样重要”，其中就有一个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一样重要。搞经济，没有经济学怎么行呢？搞依法治国，不懂法学怎么行呢？搞社会建设、和谐社会不懂社会学怎么行呢？所以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叫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一样重要。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央有一个报告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重点谈的就是人文科学。我们今天的很多文化缺失，是人文科学的缺失。文学当然也属于人文科学。为什么叫搞文学的，而不是叫搞哲学的？因为文学艺术的传播性强，影响力大。

我想同志们也都知道，一般在重大历史变革时期，吹起时代号角的，特别是能深入人心的东西，往往都是文学。谈西方必谈启蒙运动，今天西方的政治科学、社会科学、法学基本都是建立在启蒙运动的基础之上。但是谈启蒙运动必谈文艺复兴。而文艺复兴有“六大巨匠”，都属于文学艺术类的，文学类有“三杰”，艺术类也有“三杰”，它吹起了文艺复兴的号角，使西方迈进了资本主义社会，使西方慢慢进行思想改革，形成了启蒙运动，而这种启蒙思想一直影响到今天西方人的政治精神、法律精神。

文艺复兴时期，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是文艺复兴的先驱者，被称为文艺复兴的三颗巨星，这是文学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被称为“艺术三杰”，他们是搞艺术的，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应该说影响西方很深，影响整个世界也很深，它是从文学艺术拉开序幕的。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时期，当然应该是“五四运动”前后。“五四运动”前期有一个很重要的运动，叫“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在打破旧思想、迎接新思想当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有人可能知道，辛亥革命的失败让中国很多政客、志士仁人认识到一个问题：我们既要找到新思想，更要让新思想深入人心。如果这个新思想不能深入人心，中国的变革很困难。

要让老百姓真正了解你的思想，你跟他讲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有难度。但文学不一样，它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号召力。所以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把鲁迅当成文学巨匠，因为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当中起了破旧立新的作用，比如《狂人日记》。因为有了“新文化运动”，才能打破旧的思想，让很多人接受、迎接新思想，才能有“五四运动”。有了“五四运动”才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作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讨论，它起到了什么作用？它起到了破旧立新的作用。很多人不理解，讨论这个问题有多大意义？这个问题搞明白了，很多老百姓真正理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才能接受新思想。

迎接新思想不一定在于这个新思想是不是传到国内了，即使新思想传到了国内，人们还没有“破旧”，就绝对不会“立新”。谈到中国文化的问题，有人这样的感叹：中国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确，中国文化有这个特点，但是也别过分夸大。中国文化从历史上看具有比较强的封闭性。中国文化一般是比较难接受西方文化、外来文化的。所以，虽然现在中国很开放，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却自以为自己的文化是最好的。我们是世界的中央，我们的文化最好，凭什么接受外来的文化呢？

比如，佛教在东汉末年已经传到中原。河南洛阳白马寺名字的来源有个典故，一匹白马驮着佛经最后死在这个地方，所以后来建了一个寺，叫白马寺。当时的河南应该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佛教虽然传到这儿了，但是被老百姓、被主流政治接受的过程很漫长。佛教真正被融合到中国文化当中应该是隋唐时期。当然，中国把佛教融入到中华文化之后，也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也提出了、发展了、创立了一些新的宗教流派，比如禅宗。这也证明一个问题，中国人是能够接受外来文化的，但是他接受外来文化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地很快就接受了。拒收外来文化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中国人的一个特点。因此，要想一种新的思想被人们接受，不“破旧”怎么能够“立新”呢？因此，仅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讨论，我认为还没有彻底做到解放老百姓的思想作用。几个文学的浪潮，的确起到了对老百姓思想的破旧立新的作用。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都感受到了文学运动的影响。我们印象非常深的，是当时所谓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包括改革文学，这些文学的确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所以，现在我还常翻翻北岛、舒婷、海子、顾城的诗词。北岛的“在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后来影响了很多大学生。这就证明一个问题，文学艺术的确在时代变迁的过程当中起了晴雨表的作用，起了先锋作用。

文学艺术承担着叙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功能。中国目前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国际和国内状况来看，正经历着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我们更需要文学艺术去引领。其实，中国目前经济实力已很强大了，但是国际上对中国传播的声音、正面声音并不强大，还有相当多人不了解中国。所以，难怪西方人谈到中国就认为中国人很可怕。后面我会谈，有一些问题我还需要为他们解读，因为他们不了解你。虽然我们的孔子学院已经很多了，但是孔子学院再大，能够让所有的西方老百姓都上孔子学院吗？如果有一部好的著作、好的作品走向世界，它就能叙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文学艺术承担这个功能以后，会比理论家、政治家、新闻家的影响大很多。

而且现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对中国进行妖魔化，唱衰中国，妖魔化中国。我们有没有传播正面声音？有，但是老百姓听不到。所以很多西方老百姓不了解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习总书记在讲话当中特别提到，“文学艺术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老百姓追求文学、艺术，这是他自身发展的需要，跟他的事业有关，跟他的生存有关。但是，有一句话今天还要深刻地解读，“文学和艺术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在国际上，我们要通过文学艺术传播我们的声音，我们要树立我们文学艺术的标准。我了解到，中国文学艺术中有这么一个现象：音乐必谈格莱美，电影必谈好莱坞，科技必谈诺贝尔。我们的目标是冲着好莱坞、奥斯卡、格莱美。当然你冲过去，真正得奖，对中国也很重要。但是我们后面谈思潮会谈到，好莱坞也好，格莱美也好，是西方人用西方的标准来推行的一种艺术、音乐、电影。这里面也许不一定包含明显的政治问题，但是他是用他的标准来推行的，所以中国人进不了好莱坞。很简单，因为他是用他的精神来衡量你的电影，你不符合他的精神，你就进不了奥斯卡。所以我们应该理解，文学艺术不仅是事业，它也是战线。从国内的情况来看，可能大家知道，我们都在谈话语。中央也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语，每个人都有对生活的看法。

那么，究竟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社会，怎么看待国家？我们必须确立自己的标准，这也是一条战线。

文学艺术承担着两重战线的作用。第一条战线，国际战线，要传播中国声音，树立中国标准。国内要净化舆论，确定标准。现在一段时间，近代史已经被搞得面目全非了。甚至有人说要给慈禧太后平反，要给李鸿章、曾国藩平反。相当多人这么分析：李鸿章跟日本人谈判，据理力争，当时日本人谈判就怕李鸿章，如果换个人的话，当时我们可能损失更大。借着这个理由，有人说李鸿章应该是正面人物。大家知道，他的贡献再大，如果你做这件事最终是卖国求荣的，你能力再强，也必须接受历史给的评判。

这就证明，中国国内话语激增，各种观点层出不穷，懂内情的也许能够评判，不了解内情的年轻人根本无法评判，是非颠倒。因此，文艺工作者承担的第二条战线是，必须在国内使人们辨明是非、真假、善恶、美丑。

文艺是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综合表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哈佛大学有两个政治学教授在国际国内很有影响力。一个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亨廷顿，他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另外一个是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约瑟夫.奈提出了“三种权力”：第一，以威胁的方法，也就是以“挥舞大棒”的方法来行使权力。第二，以收买的方法，即采取“胡萝卜引诱”的方法来行使权力。第一种其实就是军事权力，第二种是经济权力。他倡导的第三种是软实力，展示和利用自身的吸引力。

约瑟夫.奈多次考问过中国人，中国除了不差钱之外，对世界其他人民还有什么吸引力？除了有俩钱之外，你还有什么可吸引我们的地方？软实力很重要，当然软实力这个概念今天也被很多人应用。我用《孙子兵法》的观点去解读软实力，“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你百战百胜，常胜将军赵子龙，并不是最高的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战，却让大家服你，这就是约瑟夫.奈讲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