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深入落实《京津冀协调发展规划纲要》
第一，应该按照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要求来推进区域治理理念的创新。今天面临着大的环境——市场经济、法治社会。过去很多奏效的手段没法用了，即使用了也没有效果。比如说，计划经济时代的“三线工程”，当时国家一声令下，1100多个工矿企业从沿海大城市到了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很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过去了。清一色的计划经济，每个人档案、户口、布票、粮票、学校、医院、住房全部由机构包揽了，人家搬家你就得跟着搬。但是今天不一样了，我刚才说，北京有很多很大的知名工业企业在结构调整中、在“退二进三”中基本上以失败告终——为什么失败？就是没有找到规律。“总部经济”是我研究了六年在国内率先提出来的，八十年代没有这个概念，企业是不分总部还是制造厂，全部都要搬。“总部经济”的思想就是把企业看作两个模块：一是总部功能——研发设计、高端人才集聚的功能；二是生产功能。很显然，北京适合做总部，而不适合生产；外地适合做生产，但不适合做总部，因为没有人才。“总部经济”把总部和生产分开，各自寻找最有优势的区域来布局，这样企业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发展。以前没有这个思想，很多企业搬到唐山，搬到曹妃甸等等，去了以后要买土地、建厂房、买设备，两三年之后建起来了，等到真正要搬的时候，人才都跳槽走了，特别是总部的人才都走了。最后不搬的话，“死”在北京，因为成本太高；搬的话，“死”在外地，因为方法不对。
这里有一个首钢的例子，我觉得值得讲一讲，它就是以总部经济模式来搬的迁。大家都知道，2002年朱继民任首钢董事长，之前是罗冰生。罗冰生在任10年是“首钢不限钢，转型搞非钢”。机器人、芯片、自行车等，搞了很多种，但是都不太成功。2001年的时候，一个搞机电开发的副总跟我讲，他说首钢充满钢铁文化，人人开口必谈钢铁，但是对高科技，基本上是“科盲”。高科技要求快速决策，但在首钢快不了。你要给主管处长们讲这个技术国内如何、国际如何、投入多少、产出多少，就好像在讲类人猿怎么变成猴、怎么变成人。而且不但要给处长讲，还要给董事讲。2002年奥运会申办下来，当时贾庆林书记提出了振兴现代制造业决策。我们院做了一个课题，我就提出来北京要发展制造业。不发展制造业就没有GDP，没有税收，但是要发展制造业，到今天这个阶段，必须通过总部经济模式来做。朱继民就说，总部经济对我的启发很大，对首钢的影响应该会很大。果不其然，2004年首钢就是以总部经济模式搬迁的，它的总部留下来。这样它的品牌保住了，销售渠道保住了，特别是创新能力保下来了，人也不用到曹妃甸去。把现代化的工程放在曹妃甸，万吨级的货轮在那，铁矿石直接运到炼铁厂，炼铁厂用铁水直接炼钢，钢材出来以后直接运走，循环经济，成本大大降低。而且按照这种模式进行扩张，在全国投资、并购。首钢在北京最辉煌的时候年产量是800万吨，并且在奥运会之前全部关闭了，现在年产是3000万吨，前几年还进到了世界500强。所以可以看到，方法对了，尊重了城市规律、经济规律，搬迁就能成功了。今天，我们治理“城市病”、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也要有这种理念，不能是简单的行政命令式的搬迁。
第二，优化空间格局，集中建设一批特色新城或者卫星城。“十三五”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对整个京津冀提出了“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的空间结构。这个规划很好，下一步关键是要集中力量重点建设一批和北京靠得比较近的卫星城。只有重点建设才能重点修建市郊铁路，市郊铁路修通了，医院、学校才能够集中疏解。否则的话，距离北京这么远，医生、老师就可能会跳槽，好的学校到那以后可能就变得不好了。教育、医疗资源集中疏解以后，这些地区吸引力就提高了，很多产业就可以过去。我们要把功能产业搬出去，要出得去、留得下，发展得好。如果最后人又回到北京了，就没有起到疏解的作用。同时，要建设轨道交通体系，形成一小时交通圈。
第三，要集中解决京津冀发展中几个突出的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落地面临几个困难和问题。第一，土地指标。北京的产业要出去，人家没有土地指标。土地指标全省统筹，各个地市下达，到了县以后指标很小，项目占地很大，就没有办法落地。第二，排放指标。各地都在压缩排放。没有统筹的话，环保部门就过不了关。第三，高科技政策。如果都缴纳15%的所得税，河北也要执行这个政策，但是需要认证。认证需要提供三年完整的资料，言外之意就是，三年之内你不能享受这个政策，但是三年之后能不能认证还不知道。第四，区域之间的利益机制。既然要合作，就要共赢，就要解决合作的体制和机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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