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义：推进供给侧改革要抓住深层关系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在要求，也是今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然而，当前学界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还不完全一致，许多争论都停留在供给和需求关系本身，有人甚至把这一改革政策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联系起来。这里我谈谈自己的一些理解。

供给和需求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和基本分析工具，特别是微观经济学运用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来解释市场中价格的形成和变动规律，论证自由放任的合理性，当然这种分析还局限在个量上。而以凯恩斯主义为基本框架的西方宏观经济学，则把供求分析方法扩展为总量分析，提出了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的分析方法，用来研究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和充分就业等问题，其在政策含义上通常称之为“需求管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出现“滞胀”后，传统的需求管理政策遇到挑战，于是以反对政府干预，推崇经济市场化、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成为主导，而其中的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主要体现在“华盛顿共识”中，侧重“供给管理”。

从方法上看，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还是供给学派经济学，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与我国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存在本质区别：第一，它们所用的供需分析工具，仅仅是对市场运行层面的分析，其中所涉及的市场主体，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是以抽象的、孤立的“经济人”假设面目出现，因此根本无法分析供求背后的深层次经济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而我国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非仅仅是市场运行层面的问题，涉及诸多深层经济关系之间的辩证协调问题。

第二，在它们的供求分析中，总量只是个量的简单加总，并不区分个量与总量在性质上的差别，更不包括数量背后深层的结构和比例关系。而我国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所以加上“结构性”三个字，恰恰强调了市场运行背后的各种结构和比例及其相互关系的调整。

第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供给学派的经济学都认为政府与市场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但在具体学理分析上是两种对立的思维方式：前者强调大政府小市场；后者则强调小政府大市场。而我国提出的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供求两端同时发力的辩证法，对此上述两个学派在学理上都无法做出自圆其说的解释。

综上可见，要准确理解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上来。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供给和需求不过是呈现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最表层的现象，它们是社会经济有机体内部各种关系的实现形式。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要给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下一般的定义，真正的困难在于，它们好像只是同义反复。”因此单纯依赖供求分析，很容易被现象所蒙蔽。要真正理解一个社会经济有机体的内部结构和运动规律，必须深入研究供求背后的复杂关系。

那么供求的背后是什么呢？人们往往认为供给对应生产，需求对应消费。事实上，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远远比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复杂得多。从一般意义上说，生产决定消费，包括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而消费则反作用于生产，既是生产的目的，同时又创造出新的生产需求。这是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基本辩证法，在具体经济关系中还需要对这种辩证法做具体分析。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言，有两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和消费关系常常被混淆，进而在理论上产生误解：一种是与生产过程直接相联系的消费，即生产消费。这种消费在性质上是作为“生产过程的一个内在要素”而存在，其过程始终处在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领域中。如果社会上仅仅以这种性质的投资（即资本积累）来刺激消费，表面上看是在增加总需求，但实质上却只是生产领域内部的扩大再生产，如果没有生活资料需求的相应增加，必然会造成源头上的生产过剩（即资本过剩）。而对生活资料的需求则取决于与生产过程相对立的消费，即生活消费。从单个资本角度来看，这种消费是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资本主义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属于最终消费，它的规模和水平才是最终决定生产性投资能否转化为真正社会需要的关键。因此，所谓供给与需求，其实质内容是资本主导下的生产内部结构、消费内部结构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如何保持合理的比例和结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