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义：推进供给侧改革要抓住深层关系（2）

流行的观点只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社会总需求的所谓“三驾马车”观念，认为投资构成市场需求，所以增加投资就会增加社会总需求。事实上，单纯增加生产性投资，虽然在单个资本之间形成相互需求，但就社会总资本运动的性质而言，这种投资在社会上增加的不是需求，恰恰是供给。所以那种笼统地认为增加投资就可以扩大总需求的想法，在方法论上是从市场局部和表面出发，孤立地、彼此割裂地对待供给和需求两个概念。要使生产性投资形成的供给最终实现，必须增加生产过程之外的消费需求，即生活消费。当然这种消费决不是西方经济学所说的取决于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即心理因素），而是取决于一定经济制度下的分配关系。

谈到分配，流行的观点认为分配不过是对劳动成果（或价值）的分割而已，与生产无关，所以他们在研究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时总是脱离开社会经济关系，就分配本身来谈分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认为，劳动产品的分配是由生产过程内部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因此，谈论分配关系如果回避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分配，之所以存在贫富差距，并由此带来有效需求不足，正是源于资本主导下的生产结构和性质：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控制劳动过程、占有全部剩余价值，并通过资本积累不断扩大再生产，而工人只能获得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这种生产性质决定了劳资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对抗性矛盾。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和特征作出的战略性选择，根本不是对西方供给学派的运用。“供给侧”强调了从生产的决定性作用方面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逻辑和面临的问题，同时也包括了分配、消费等活动中许多环节的改革。今天的“中国制造”虽然已经遍布世界，但我国经济大而不强的状态依然严重，许多核心技术或者技术创新能力都掌握在别人手中，我们从事大量的代工生产或低品质的模仿生产，企业集中度低、国际竞争力不强；在生产过程中，工人们往往以高强度的劳动获得较低水平的工资，使真正的劳动者难以作为消费者。这种发展模式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不符的。因此，要使中国百姓真正在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就必须从“增长型发展模式”向“共享型发展模式”转变。

如何实现这种转变呢？关键是要开展“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不能单纯理解为产业结构、部门结构、地区结构等技术方面的调整，更应该把它理解为以新兴科技为基础的国民经济有机体的重构，主要体现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个环节及其相互关系的辩证调整上。例如，在生产领域，当前既有无效和低端生产过剩问题，也有有效和中高端生产不足问题，所以中央提出要改善供给的质量和结构；在消费领域，当前既有生产性消费过剩的问题，也有与民生相关的生活消费不足的问题，所以中央提出一方面要“去产能”，另一方面要“补短板”。在交换领域，当前房地产方面既有作为投资品（或投机品）的住房过剩问题，也有作为消费品（满足需要）的住房短缺问题，所以中央提出在这一领域从满足需要出发“去库存”。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了如何把控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特有矛盾的辩证方法。

坚持这种辩证思维方法，有助于认清一些流行的但却是错误的观点。比如认为消除产能过剩与政府扩大投资相矛盾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政府投资是造成产能过剩的原因，因此消除产能过剩，必须减少政府投资。它没有认识到生产性投资和消费性投资在性质上的区别，如果政府投资在消费领域，诸如基础设施投资、公共产品和服务投资等，不仅能消化过剩产能，还能补足民生短板，恰恰是供给侧与需求侧同时发力的表现。

再比如，认为降低企业成本与提高工人工资之间相矛盾的观点。这种观点没有认识到就我国企业现实来说，从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产品创新等方面入手降低成本，比降低工资有更大空间，更符合竞争的内在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工人工资作为消费基金，其社会意义在于直接构成社会最终需求。通过降低工人工资提高企业效益是饮鸩止渴，其后果只能是造成更严重的生产相对过剩。

至于那种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发展壮大国有企业对立起来的观点，更是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不相容。这种观点主要是套用西方供给学派的基本思路，盲目追求私有化、市场化，企图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归结为减税等政策，以满足特殊群体的利益要求。这就并没有真正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即借助市场机制，通过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克服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中的种种弊端。

总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让我们的改革真正贯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灵魂之所在。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