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未来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2）

二、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挑战

此次深改组会议特别强调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篇文章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2016年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意义重大。为什么2016年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到如此重要的位置？我觉得，和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问题息息相连。

我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至少有三：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刚性目标约束；二，经济进入新常态；三，经济发展面临三个历史性拐点。在我看来，这三者是叠加的。我们既要保障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大目标，又要应对经济新常态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和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还要顺利实现中国经济的三个历史性转变，这三者叠加到一起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刚性目标约束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刚性目标约束来看，难度主要不在于几个数字的翻番。到2020年，GDP总量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倍，由过去的39万多亿人民币翻番至将近80万亿人民币；居民收入由2010年人均4800美元翻到9600美元。按照我们制定的6.5%到7%的经济增长弹性目标，这两个目标的实现问题不大。

到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刚性目标对我们的挑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脱贫，二是农民工的市民化。

就脱贫来讲，我们还有5000多万贫困人口，12万个贫困村，830多个贫困县。按照中央部署，到2020年一个贫困人口都不能落下，全国所有贫困县的“帽子”都要摘掉。这方面，我们面临比较大的挑战。之所以说这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是因为问题主要在中西部少数民族聚集区和农村。按照联合国修订的1.9美元的贫困标准，我们现在还有2亿人口没有脱贫，也就是说，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脱贫是中国的标准而不是联合国的标准，联合国的标准可能更难以达到。之所以这方面压力比较大，是因为过去的城镇化没能带动城乡一体化，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阶层付出比较多，但得到的报酬、待遇并不是很公道。

改革开放至今，农村向城市输入2.6亿合格劳动力，这些人在农村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到城市后没有和城市同等人群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甚至没有基本的就业保障。农民工年纪大了，回乡下养老，这个城市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土地政策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城市化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了“圈地化”，征地、拆迁逐渐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焦点，这在无形中给农民造成了利益上的伤害。所以说脱贫，特别是少数民族脱贫，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脱贫，其难度不可小视。

与之相联系的，是进到城里的2亿农民工没有市民化。我们说城镇化率55%，包括将近2亿农民工，如何把已经住在城里的农民工市民化也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道难题。上海集中了1000多万外来人口，北京集中了将近900多万，广东、福建、江苏等沿海地区也聚集了大量外来人口，这些人的市民化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所以说，过去在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社会松动了，但是根基没有铲除。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社会变成了三元社会——农村、城市，以及横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农民工，农民工算什么？算农民，他早离土了；第二代农民工很多在城市出生，很多人没有城市身份，不具备城市生活形态，住在城市地下室、城乡结合部。让他们有获得感也是改革非常重要的内容。在经济形势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刚性约束对我们的压力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