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国政治要有认识论上突破（3）

■国际大空间视野下的中国政治

政治制度尤其是大国政治，是很难用实验法来反复考量的，而比较研究中的“反事实法”则是一条可以验证政治选择好坏的方法。所谓“反事实法”，就是与事实相反的假想思维。比较政治研究让“反事实法”不仅停留在假想思维层面，而且停留在事实层面。比如，中国没有走上西方道路、实行西方制度，如果实行了会是什么结果？这是没法实验的。但中国与可比的、政治制度相反的国家进行比较，则可反向验证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劣。

比较政治研究首先是选择可比较的对象。国家建立后发展的起点、近代历史遗产、人口规模、国土面积等，都是比较发展中国家的必要条件。基于此，中国很难与城市国家新加坡比较，也很难与早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只能与发展中国家比较。而发展中国家众多，最好的比较对象就是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或者与实行同类性质的政治制度的国家进行比较。

其一，相同的制度，不同的选择：中国与俄罗斯的比较。中国没有实行西式民主，而曾与中国实行同一种政治制度的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则走向了西方民主制道路。结果如何呢？即使支持俄罗斯转型的西方国家也不得不承认，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是“失去的十年”，国家和人民处于失败状态，俄罗斯最终呼唤出了政治强人普京。十几年来，普京实行的是被西方国家戏称为“普京式民主”的“可控的民主”，学术界的标签是“选举式威权主义”，即有选举而无民主的政体。在西方标准那里极度负面的俄罗斯政治，却得到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的支持。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对于一个主权国家而言，到底是人民的认同重要，还是迎合外国的口味更重要？道理不言而喻。

其二，中国与代议制民主国家比较。在人口过亿的9个发展中国家即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尼日利亚、巴西、墨西哥当中，只有一个国家即中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也可称为民主集中制），而其他8个国家的政体都是西方民主制，“观念世界”中的“好制度”如多党制、“竞争性选举”、公民社会等应有尽有。其结果如何呢？在治理意义上，国际社会科学界最喜欢拿中国和印度比较，即所谓的“龙象之争”。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个时期，是印度的发达的“民主社会”即发达的公民组织涌现期，结果两国的差距越来越大，目前人均GDP中国是印度4倍之巨。在治安指数上，巴西、墨西哥、尼日利亚的每10万人中杀人犯是20人以上，俄罗斯是9人，印度是3人，中国是1人。

通过简单比较我们发现，流行的所谓“自由民主”政体能提供的福利好于“非民主”政体，是多么不靠谱的假说，为此而进行的铺天盖地的量化研究多么有违常识。哈佛大学的教授们应该知道，所谓的“自由民主”政体提供的福利好于“非民主”政体，其实是发达国家好于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恰好是“自由民主”政体。但是，提供“好福利”不是因为其“民主”，而是因为其早发达。这些其实都是历史常识：早发达的要素有很多，其中战争掠夺、国内种族清洗、市场经济等等，都是关键变量。哈佛大学的教授不应该偷换概念，不应该犯方法论上的常识性错误，即把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替换为共时性政体不同的国家加以比较。其实，不同的政体可以比较，那就是中国与实行西方民主制的8个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有哪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所提供的福利好于中国？在我看来，哈佛大学的教授们所犯的方法论上的常识性错误，不是因为他们不懂，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政治学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