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验的中国意义与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
“大十字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和“观念世界”中的中国政治完全不一样。这并不是说中国有多么完美,而是告诉我们关于国家治理的一般知识、乃至规律性的治国之道。
第一,治理危机的普遍性。国家之间的比较,看上去是在比较哪个国家更好,其实是在比谁更难,哪一个大国治理是容易的事情?治理危机是一种必然的普遍性历史现象,西方发达国家是这样过来的,发展中国家也不会例外。治理危机是普遍存在的,而如何渡过这个难关?世界政治经验的启示是,其中一个关键就在于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保障公民的个人基本权利、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且保障公民权利是国家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这样,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导向的制度建设,将使政治制度具有更强大的适应能力,而公民权利的保障必然反过来增强政治制度的吸纳力。
第二,政治制度的历史性。文明互鉴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之路,但这并不是否定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之文明根基的理由,没有文明基因的政体必然不是好政体,很难产生人们所期许的结果。
第三,“观念世界”的危害性。在不具备相应的文明基因、而且尚处于发展中、甚至欠发展的阶段搞所谓“普世价值”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其实是“党争民主”),就别指望有期许中的发展。研究印度“民主”得出的结论是“托克维尔悖论”:印度的“民主”政府在最初时期运转得还不错,恰恰是因为印度不存在一个“民主社会”;而当印度的“民主社会”(即碎片化的以族群为本位的政党组织和公民社会)发达以后,印度的“民主”政府却难以为继了。这就是印度二十几年的反贫困计划失败的根本原因。
第四,中国经验的理论性。中国不应该是“观念世界”的理论试验场,而应该是理论的发源地。也正是因为如此,西方鼓噪的“中国威胁论”,其实不是说中国的军事威胁、经济威胁,而是政治威胁,福山如是说,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也这么说。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实践模式而书写的政治社会理论是改写世界300年历史的大事,“历史终结论”已经因为中国的成就、西方本身的问题以及转型国家的乱象而被动摇。
第五,中国政治发展的适应性能力。比较的发现不是为了美国式的固步自封,中国政治有巨大的空间去调整,去完善,而且中国有能力、有愿望去进行政治改革,比如近年来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所推进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的建设工程。比较而言,基于“党争民主”和利益集团政治的“否决型政体”的美国,已经没有能力进行政治改革。在福山看来,哪怕是曾经很优越的政治制度,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改善而失去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一种“政治衰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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