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西方模式导致人才逆向淘汰（2）

三、西方选择人才的模式已经落后于时代

西方选择人才模式的逻辑是先不管能力如何，选上去再检验。不胜任就在下一次选举时进行更替。在世袭皇权时代，这种模式有其优越性。在皇权制度下，如果遇到一个好的执政者，国家万幸。如果是一个无能的皇帝，就只能等到他终老才能更替。所以，当时西方的发展要远远好于其他皇权制国家。

但是今天，随着金钱在选举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西方民主模式原有的这种优越性已经丧失殆尽。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以“选贤任能”为核心的选拔和培养人才的方式的优越性日益显现，不但已经实现人才的定期更换，在选拔人才上也更胜西方一筹。中国“选贤任能”的逻辑是，只有在一个位置上表现优异或者至少胜任，即能力得到充分检验之后，才能够被选拔到更高的工作岗位。而且只有通过类似的一级级的淘汰选拔，最后的最优秀者才能进入最高领导层。毕竟，治理国家不仅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命运。从这个角度讲，把整个国家当成试验品的西方人才选拔逻辑显然过于草率和不负责任，而中国的方式则十分的谨慎。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才选拔和培养的西方选举模式产生人才的体制，和中国过去的世袭皇权体制类似：如果运气好，碰上一个英明的领导人，就能带领国家进步。如果运气差，则国势立衰。两者唯一的区别就是现在西方的选举模式有任期限制而已。所以台湾出现柯文哲现象也不奇怪。柯文哲本人从一开始豪称：“当市长比当医生容易多了”，到坦承：“发现政治也是一种职业”，还哽咽说：“人生好辛苦，我好累”。他是觉悟了，可是台湾人民还要等他任期四年做满。

历史上，中国曾以突破血缘限制的科举制而领先世界。今天，中国这种以能力选拔为标准的“选贤任能”制度再度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四、在西方现行体制下，最优秀的人才往往不愿意也不敢从政

在西方现行体制下，最优秀的人才往往不愿意也不敢从政，这可以说是当前西方国家难以选出优秀政治人物的重要原因。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精英获得财富的能力、速度和领域迅速提升和扩大，但政界则由于种种因素，往往不敢提供相应的收入和待遇。比如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后，决定从全社会招聘副市长。结果来了一个应聘者，一问对方目前年收入几千万，立即让其走人，说台北市政府根本不可能提供这样高的收入。再来一个应聘者，一问也是收入远远高于官员薪资水平，也不得不将其拒之门外。最后选出的人才素质可想而知。众所周知，人才都是跟着资源走的，政治领域资源远远少于经济界，其人才素质自然可想而知。

其次，扭曲甚至无底线的选举过程令优秀人才却步。任何要角逐公职的人士都必须面对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私生活不复存在，自己和家庭的隐私都将曝光于世人面前。美国著名影星施瓦辛格在竞选时被揭发得体无完肤，其未成年时的劣迹被尽数挖出，其在银幕上塑造的负责任的英雄形象一夕倒塌。台湾太阳花运动中崛起的陈为廷，在参加苗栗县“立委补选”时一再被曝光早年在公共交通上对乘客性骚扰，从而身败名裂，不得不退出竞选。最近，英国首相卡梅伦已经过世的父亲被媒体曝光有离岸公司，卡梅伦四天给出四种不同的解释，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从中获利，并公布了自己近年来的交税清单。

第二个挑战是选举期间激烈、不择手段的攻击和各种阴谋陷阱。以法国为例，曾发生两起重大政治事件。第一件事发生在2007年总统大选前夕，同党的时任内政部长萨科奇和总理德维尔潘之间。德维尔潘的亲信捏造了一份虚假名单，指控萨科奇涉嫌洗钱，史称“清泉案”。但身为内政部长的萨科奇借力打力将之戳穿，也彻底终结了对手的总统梦。最后双方闹到法庭，德维尔潘的亲信被判有罪，而他本人则无罪释放。第二件事发生在2012年总统大选前夕，法国反对党最具声望、民意支持遥遥领先的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在纽约陷入离奇的强奸门。其戴手铐被警察押送的镜头传遍全球。最后，当卡恩被迫辞职并失去竞选总统的可能性之时，他又被宣布无罪——但是在政治上他已经被判处了死刑。事件过后不久，卡恩表示这是一场政治阴谋，尽管已经不可能有任何证据。只是这起阴谋赔上的还有法国的国家形象。内斗到连国家利益都不管不顾，可谓令人叹为观止。

对华人而言，最出名的自然是台湾两度发生的选前枪击事件。2004年神秘的两颗子弹，令落后的陈水扁以微弱优势获胜。2010年五都选举，投票前发生的连胜文被枪击事件令国民党逆转。所谓民主选举的惨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