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且岸：理性的思考：聚焦“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研究

侯且岸 北京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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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稿》这本书，可以说真的是很难。因为它涉及的问题太复杂，而对于这些复杂的问题，人们今天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看法，因此想改变这种看法也很难。还有更难的，就是在整个理论史研究过程中，要深入研究和解析一些既定的传统界说，而且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贯通中西的推理分析。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要考虑中国文化的基础，还要涉猎西方文化。在这样的分析中，逐步确立我们的认知，所以整个过程是非常困难的。由于所涉及的内容还包括理论和历史的结合，所以我的每一部分研究又都需要建立在坚实的历史分析基础之上。这既不同于我们随意地提出一个所谓的新的观点，并且在历史研究中，要确立一个新的看法，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需要有大量的、严密的史料分析。我们现在做的这种理论研究，如果和历史的深入解析相脱节，很多问题就无法说清楚。

首先，我要深入的一个主题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我们研究这个题目的一个必然要求，但是真正做到身体力行，又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当然，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我们党在整个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的问题说清楚，将其中所表现出的一些主要特征和特点讲清楚，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怎样将这些复杂的问题深入浅出地概括出来，也是一个挑战。那么，怎样去把握这个思路呢？这里我想到了四个字，这四个字也贯穿了我今天讲座的主线，就是“魂”“根”“识”“鉴”。

第一个字——“魂”，就是理论史之“魂”。如何将贯穿中国共产党理论史之“魂”讲清楚？我将努力而为之。

第二个字——“根”，就是理论史之“根”。理论史之“根”在于什么呢？理论史的“根”就在于它复杂的历史过程，而我们所有的研究也都必须牢牢地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今天看现实问题，其实也同怎样看这个过程有直接关系，因为如果我们把过程看清楚了，那么结果我觉得也就比较清晰了。也就是说，我们要重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思想过程。

第三个字——“识”，就是理论史之“识”。做历史研究追求的一个特别高的境界就是在学习和研究中养成史识。那么，今天我们分析理论史之“识”，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可以说，今天分析理论史之“识”，其实是和我们的历史认识论有关系。因此，我在讲这部分时，也会着力分析一下我们的历史认识论。

第四个字——“鉴”， 就是理论史之“鉴”。那么，这个鉴，要以什么为鉴？这里的“鉴”，就是要以我们的反思和形成对教训的认识为鉴，这是我们在理论史研究当中要形成的借鉴的东西。要经过深入的反思，特别是对历史教训的认识，形成对现实问题的看法。

之所以想到用四个字来贯穿这个讲座的主线，也是得益于我从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身上学到的东西。章太炎先生的国学根基就是建立在文字学和小学的基础上的，他特别注重文字的精炼。尽管很多人对章太炎先生的有些晦涩的文字望而却步，但是我却从他的语言中把握到了他的一种真的品性，这种真的品性就是在他惜墨如金的背后，蕴含着他特有的严谨的求是，也就是我们讲的“实事求是”的“求是”。章太炎正是透过他严谨的文字，来展现这种求真、求是的品性。我认为这是老一代学者给我们留下来的最珍贵的思想遗产，这份思想遗产也是对当今那些虚假浮夸学风的最为有力的鞭挞。那么，什么才是求是之学？我认为这也是需要大家真正深入思考的问题。

同时，我对讲座的设计还来源于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在认识论问题上，率先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命题——知难行易。过去，我们对他的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采取一种批评的态度，认为用难易来形容知行，是没有抓住知行的本质。但今天看来，我却认为孙中山先生开启了我们近代认识论的先河。因此，我的中国共产党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围绕着知难行易而展开的。下面，我们就从解决疑难、解决难题开始。

我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研究，很大程度来源于一个人们经常谈论的命题——理论联系实际。当今，我们的所思之点并不是放在理论上，而是大部分放在了实际上。那么，实际又是什么呢？比如，我们在日常交流和对话时经常说：“这件事情上，你可得实际点。”这里的“实际”是什么？其实，这里的“实际”和我们说的理论联系实际中的“实际”还不完全一样。

2015年，北京市档案史料公布了一份档案，是对建国以后北京市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讲授情况的汇总。我国在建国以后，高等学校都进行了政治理论课，档案中有一条所记录材料表明，很多北京市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教师反映，在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乱联系实际”。如何“乱联系实际”？这就涉及“用什么联系实际”和“实际是什么”的问题。所以，很多人认为在理论联系实际中，理论和实际是脱节的，并且不仅脱节，有些还走向了“偏向”。

下面，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研究的切入点就在于理论联系实际。

有人问我，我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研究能让人们把握住什么？也就是说，我应该简明扼要地告诉你什么？我认为，我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的研究，完全是围绕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展开的，这是我需要向大家说明的。并且我的研究还试图把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努力上升到认识论的高度，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当前我们讲理论与实际的联系、讲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时，和认识论本身是脱节的，和历史认识论也是脱节的。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线索，就是要努力去追寻近代以来中国人在认识论问题上的思想变迁。我们过去把对认识论的探讨、哲学的探讨和历史问题的探讨分开，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用历史将它们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