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且岸：理性的思考：聚焦“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研究（4）

三、理论史之“识”：从知到认知

在理论史之“识”中，“识”和知、和认知是有关系的。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指出：“然而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时，把辛亥革命没有成功的原因归结为思想错误。那么，这个思想错误是什么呢？就是孙中山说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这是传统认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命题，是在特定条件下提出来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出自中国传统文献《尚书》，而《尚书》中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把“行”看成是困难的，把“知”看成是容易的事。这个命题的提出非常重要，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那么，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我们的着力点和侧重点究竟放在了什么地方？可以说，我们长期以来是放在了“行”上，而不是放在“知”上。为什么我们不能形成毛泽东曾经提到的“理论的理论”？实际上，这和传统认识论以及认识论弊端是有直接联系的，因为它把“知”完全忽视了。这个“知”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而是包含了科学、理论、逻辑推理，包含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词也，是说的话，而不是严谨的推理论述。为什么我们总是走不出述说的层面，因为从孔夫子开始，就都是说出来的。这是一个很深刻的理论命题，也是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

孙中山指出，以饮食为证，中国有闻名于世的饮食文化，但缺少具有科学意义的医学和营养学；以金钱为证，中国虽然货币产生的很早，但却没有形成科学意义的经济学和金融学。

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在他所选修的课程中，分数最高的是西方经济学原著这门课。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是建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信的基础上的，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信又是建立在他广博的科学知识基础上的。

孙中山说，以作文为证，中国虽然文字历史悠久，但我们更需要文法和逻辑学。由此，孙中山总结出一个结论，证明学理论和逻辑思维对文明的生成演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是孙中山思想中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巨大的变化，他把“知”和理论、逻辑联系起来了。沿着这个思路思索，可以发现我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对理论的生成和探索其实是异常艰难的。

四、理论史之“鉴”：反思与教训

反思与我们对问题和教训的认识是联系在一起的。能否认识到问题和教训，能否做到反思，这对于一个人来讲，同样是一件困难的事。

英国著名现代史学家汤因比留给我们一套巨著——《历史研究》。汤因比在一次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你一定要问我什么是历史吗？我告诉你，历史就是不愿汲取教训的故事。这说明什么？我认为，这说明能否汲取教训，对人类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刘少奇同志特别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他在1941年7月给当时在华中局党校工作的孙冶方同志的信中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党的理论准备不够”。而且“特别是我们党的主观努力不够，二十年来，我党虽有极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但缺乏理论的弱点仍旧未能克服”。他还谈道，中国共产党产生初期对理论和实际的关系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过分强调实践，轻视理论的重要性，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另一种是过分强调理论，轻视实践的重要性，轻视实践对理论的基源性与优越性。这两种偏向都是错误的，都没有正确解决、正确联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研究中，如果没有对教训的认识，我认为也是不完整的。但是怎样认识教训，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以上是我围绕几个问题给大家作的一些解说，也是比较简略的分析。这里把我在理论史研究当中感受到的问题提出来，把我在理论史研究中着力研究的一些重要观点提出来，和大家共同分享，这些观点肯定还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认识是没有止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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