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且岸：理性的思考：聚焦“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研究（3）

二、理论史之“根”：过程与传统

理论史之“根”，这个“根”讲的是过程、传统和历史的继承性。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逻辑和历史是一致的。当然，对于历史和逻辑是一致的这个问题，其实在西方哲学当中也是一个问题，他们也在强调逻辑和历史一致。因此，我们在历史研究中，不能离开历史的实际、历史的过程和历史的继承性。

列宁曾说，我们要把历史当作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的过程来看待。我认为，我们今天看待历史时，也应该秉承这样一种理念。这一段话告诉我们，历史是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是复杂并充满矛盾的。其实，在进行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研究中，需要努力展现的恰好就是这个复杂的思想过程和理论过程，而且在进行理论史研究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深入探究的是在理论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诸多的矛盾和问题，对思想理论的展现也要在矛盾中去展现。这是我们需要把握住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理论史研究当中，要努力凸显复杂而充满矛盾的过程，分析特殊的变化规律。在我所写的《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稿》这本书中，除了书名以外，还要印上这样一句话：“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印记。”为什么要写这样一句话？因为在我看来，理论研究的过程，本身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主化的历史过程。而我们今天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路径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放到中西文化交汇的过程来看，这个过程很重要，很多矛盾恰好产生于这个交汇的过程。

在中西文化交汇过程中，中国文化自身也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在五四思想启蒙之后，启蒙思潮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这是我们以前很少涉及的。以前我们讲到五四思潮时讲启蒙运动，那么那时的启蒙被完全中断了吗？有人认为五四思潮时的启蒙被中断了，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救亡压倒启蒙”。但我认为，启蒙过程不应该视为中断。

在人们的心目中，抗战时期只有对文化和文明的破坏，而没有思想变化。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我有一篇文章叫《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学术个案看全民族的思想启蒙》。抗战中有思想，中国知识分子有精神，而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给予努力的挖掘。其实在抗战之前，延续五四启蒙之后，中国文化存在着一个新启蒙的过程。

张申府曾说，五四新启蒙运动应当是一个综合的，如果说五四运动引起一个新文化运动，我们今天的新启蒙才是真正的新文化运动。我们所要做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也不应该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有机的综合。这是讲新启蒙的特点，一方面我们不是毁灭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是拒斥西洋文化，而是要把西洋近代思想、西洋近代精神和中国精神结合起来，在这个结合的过程当中，就提出来了一个命题，就是外来文明的中国化问题，就是西洋文明的中国化问题，这还不是我们后来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当时，很多青年学者离开祖国去西洋去求学，五四时期大批青年学生回国，他们要把在西洋接受的精神、思想和中国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新启蒙运动。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这样一个新启蒙过程中出现的。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应该就是新启蒙的背景。所以说，忽略了新启蒙这个背景，也就模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内涵。今天我们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能仅仅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来谈，对于上述背景，也不能忽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具体提出的，这是一个过程。1938年至1942年，毛泽东在几篇重要文章中都谈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形成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毛泽东曾说，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主化，实际上就是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今天看来，我认为这是非常关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我认为，这一段话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象的说法，其中，我们要把握的重大的、关键的问题就是具体化。

在我们的思维中，我们要考虑什么是具象化的东西？怎样说我们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表现是什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我认为，今天再看毛泽东这两段关于中国化的思想，对我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毛泽东在这里讲具体化时，提到的“理论的理论”是什么？我认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史必须要探讨的问题——“理论的理论”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理论的理论就是认识论。今天我们也在呼唤理论，如何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怎样提供一个真正能够在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并且能够传世的理论之理论？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探幽》这篇文章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这里，我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还原了，而不是将过程延长。这很重要。需要注意的是，我只是还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的过程。

李大钊没有参加五四时代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论战，他只有一篇文章谈到了当时关于社会主义在中国命运前途的讨论。他在一篇文章里讲得很清楚，他说，这方面已经有人写文章了（有人写文章指的是当时上海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包括陈独秀、李达等人）。李大钊要做的则是进行深入的研究，他指出：“为了使一般人民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应首先翻译各国最简明扼要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名著，进而深入研究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行的方法。”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他在北京大学举办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等，这是一个分工互助共学组织，集合了有信仰、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地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从这些可以看出，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对社会主义研究是非常重视的。

李大钊在《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分析了论战中涉及的行会社会主义，在介绍行会社会主义时，他指出：“夫此倾向固吾辈所宜知，然各国所有的特色亦岂可忽略。英国之特色，即此行会社会主义也。”社会主义都是存在的，世界社会主义的各种潮流都是存在的。他们大体的方向是全趋于马克思主义的，但他们的特色是不可忽略的。他又指出：“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