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淑玲：东北抗联“花木兰”（2）

“那年秋天,我看到三叔从外面扛回来一个大麻袋,放在了房子顶棚上。三叔一走,日本鬼子的讨伐队就来了。他们把四叔吊起来用鞭子打,灌辣椒水,用子弹钻手指缝,他们还哇啦哇啦叫着什么。那时我才14岁,猛然间想起了房顶的麻袋,爬上顶棚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炸药、手榴弹和抗联的红袖标。我连拖带拽把麻袋弄到屋后,藏了起来。日本鬼子一无所获,左右开弓打了我两个耳光,空着手灰溜溜地走了。后来这些弹药悄悄运到了抗联32团,在战场上开了花。”

“从那以后,我成了抗联的小侦察员。因为我是个小女孩,敌人也不太注意我,我的主要任务就是侦察、搜集情报。有年冬天,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我发现10多辆黄绿色的军车,车队是运送被服、弹药补给的。这可是抗联最需要的东西,我连夜将情况报告给了抗联,部队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击毙了20多个敌人,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周淑玲老人激动地讲着,脸上充满了自豪。突然,老人面色一沉,说：“后来,敌人对我们家乡进行了大扫荡,把我家的房子都烧了,四处抓捕我。没办法,我只好假装出家,躲进了宝清城。”

一年多以后,在叔叔的接应下,她走了三天三夜,来到了抗联第三军,后被任命为三军四师卫生队队长,并结识了三军四师32团团长李铭顺。

“1938年11月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卫生队里忙活,师长的警卫员叫我到师长那里去。我穿着一件从鬼子手中缴来的黄呢大衣,戴一顶日本帽,头发还没长长。进屋一看,好几个首长都在屋当中,靠炕沿坐着一个大个子,身材魁梧,脚上穿一双日本鬼子的马靴。原来,他就是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周淑玲介绍,“我当时精神有些紧张,马上向周军长鞠了一个躬。周保中起身,向我摆摆手,说:‘淑玲同志,我代表组织说一件事,请你考虑一下。李铭顺团长30多岁了,他是一员猛将,这一带的日本鬼子、伪军、保安、警察听说他都发抖。我想做你俩的月下老人’。”

“当时我特别兴奋,能遇上这位抗日英雄是我的福气,但我表面害羞,偷眼看着李铭顺团长。”周淑玲说。后来,两人喜结连理。

当时,抗战的环境异常艰苦,只能靠野菜、树皮、草根充饥。周淑玲有一个孩子是生在雪地上的,她背着孩子与敌人战斗。由于寒冷和饥饿,不到1岁,孩子就死在了她的怀里。1939年11月,他们接到上级命令,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撤到了前苏联那边,此时,整个32团打得只剩下了30多人。

1941年,德国法西斯大规模入侵苏联,直逼莫斯科。周淑玲和其他中国抗联战士毅然拿起武器,与前苏联军民一道,共同抗击德国法西斯,还参加了列宁格勒保卫战等著名战役。周淑玲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一枚“苏联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勋章,告诉记者,这是2005年,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普京总统授权俄罗斯大使馆官员授予她的。

1945年日寇即将投降时,远东情报局和东北抗联决定组成特遣队,潜入牡丹江地区,为解放东北打开进军通道。李铭顺等被选为空投特遣队员,8月9日凌晨,从乌苏里斯克军用机场出发,10多分钟以后,飞临牡丹江上空。李铭顺率战友跳伞,同机战友孙曾友由于没有及时打开降落伞包,坠地牺牲,李铭顺和其他战友降落后立即行动,就地发动群众,扩大武装,配合苏军一举解放牡丹江。8月15日,他们终于等到了日本投降的这一天,周淑玲又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祖国。

1947年,宝清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李铭顺任公安局长,周淑玲任县大队指导员,兼管医院工作。后来,夫妻二人来到沈阳,分别担任了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儿孙们也都个个有出息。1987年李铭顺因病去世,周淑玲至今不愿搬出这间住了多年的老房子,因为这里装着她一生的全部记忆。

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英雄。每年9月3日,辽宁边防沈阳检查站的官兵们都会带着生日蛋糕,来到周淑玲家,与老人共同庆祝“生日”。据周延介绍,事实上周淑玲老人出生于1918年11月11日,但老人多年来一直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作为自己的生日。周淑玲老人说,旧中国积贫积弱,有国无防,落后挨打。现在,中国强大了,希望边防官兵守好中国大门,维护好祖国主权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