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新举措、新希望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是国内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所发表的很多重要的意见观点，受到学术界重视。在担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时，曾长期力推北大“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项目，每年发布一份中国经济增长年度报告，通过详尽的统计数据分析，阐述当年中国经济增长、国际收支、体制改革、城镇化进程、宏观经济政策与体制、能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的现状和变化趋势，提出有关实现中国经济真正的均衡和可持续增长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意见。同时，还推动了中国的统计制度方法及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研究，对国民经济一些重要比例关系的调整和国际比较，特别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提出，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为此，本刊编辑部针对如何看待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新特点；如何看待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如何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举措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对刘伟教授进行了专访。

一、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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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失衡有了新的特点，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呈现双重风险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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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国宏观经济变化正在呈现的最主要特点，可以用“新常态”来总体表述，但是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判断经济增长的前景和发展趋势？

刘伟：宏观就是总量，经济总量如果发生问题，突出的矛盾就是经济总量失衡，失衡主要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过多的货币追逐供给不足的商品，由此带来通货膨胀。另一种失衡是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过多的商品追逐供给不足的货币，由此产生销路不畅，经济萧条，并带来就业问题。宏观经济失衡最典型的表现，一是高通胀，二是高失业。

（一）新常态下的新失衡

问：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采用了一系列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们这次经济总量失衡的程度与历次宏观经济失衡有什么不同特点，为什么用新常态来表述？

刘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1998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失衡特点为“需求膨胀，供给不足”。当时长期处于经济短缺状况。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就是防止通货膨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生了三次大的通胀，都是发生在1998年以前。尽管原因各不相同，但是根本原因就是一个，那是一个短缺的年代，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稍有风吹草动就去抢购，造成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第二个阶段，从1998年下半年到2010年年底，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是“需求疲软，产能过剩”。1998年那一轮产能过剩集中在工业消费品方面，短缺经济时期，乡镇企业生产的大量传统工业消费品面临产能过剩和淘汰，需要有新的结构升级。2008年金融危机，出口大幅下滑，内需不足，很多工业投资品产能过剩，增长动力不足，失业问题凸显。1998年之后的几年，总计3600多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三分之一乡镇企业倒闭，大量农民工被迫返乡，实际原因是增长动力不够。2008年以来，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经济下行。我们采取了和此前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再是紧缩，而是扩张，特别是扩大内需。

1998年，我们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应对经济衰退。2008年，我们提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强有力的刺激经济，寻求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第三个阶段，2010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特点为“既通货膨胀，又经济下行”。在这个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失衡出现了新的现象，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呈现出双重风险并存。

前两个阶段，虽然经济增长失衡很严重，但是方向清楚。第一个阶段的应对之道是“紧缩”；第二个阶段的应对之道是“扩张”，政策方向和目标也很清晰。而现在双重风险同时发生，宏观政策既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若是扩张，全面刺激经济，有利于遏制经济下行，但有可能把潜在的通货膨胀激活。若是紧缩，有利于遏制通货膨胀，可是加剧了经济下行。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确实遇到了发达国家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虽然我们用“双重风险”来表述，但是和“滞胀”的内涵是一样的，表明我们在新常态下遇到新的失衡，应对系统性风险将是我们面对的新的挑战。

（二）产生双重风险的根源

问：双重风险有什么特征？是如何造成的？

刘伟：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滞胀，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治理，但仅在短期上有一定缓解，长期累积的弊端非常严重。2008年爆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2009年全球首次出现负增长。过去多次发生周期性危机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应该是历次全球性危机中最为严重的。这就说明，西方经济学并未给发达国家找到有效的发展和治理的药方。

全球性金融危机后，我们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双重风险问题。

第一重风险：潜在的通胀压力，根源是投入产出结构失衡。

表面上看，这是总量问题，是一个经济速度快慢的问题，是经济下行与通货膨胀的问题，但深层次确是一系列矛盾导致的结构性失衡。从PPI来看已经45个月为负，这是典型的通货紧缩。从CPI看，2013年以来一直稳定在3%以下，很多时候降到2%以下。一个国家的CPI如果降到2%以下，货币政策不应再是治通胀，而是防通缩。但是我们的货币政策对于治理通缩非常谨慎，因为中国经济存在潜在的通胀压力非常大。通货膨胀的两个主要动力——需求拉动，成本推动，我们都存在。

从成本推动来看。我们做过一个测算，中国通胀大概50%多来自需求拉动，其余来自成本推动。当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国民经济收入的总成本大幅度提高，各种要素成本价格接连大幅度上升，严重影响竞争力，过去的投入产出结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效率的改变是以创新为动力的，而创新是长期的事。结构改变滞后，对应不上新的需求，造成产能过剩，库存难以消化。这些成本进入价格，价格的提升自然推动产生通胀。

从需求拉动来看。我国M2货币存量现在达到130多万亿元，2015年底GDP为67.7万亿元，这个比例很成问题。我国外汇储备约30多万亿元，是金砖国家外汇第一大国。我们实行定期结汇制度，但是我们的外汇不能流通，央行结汇即从商业银行买进外汇时现汇结，是增发货币。付给商业银行结汇量越大，货币发行就越多，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央行控制货币投放量，就要控制结汇量。我国在国际收支领域中长期是收大于支，结构失衡。

实现再平衡最简单的办法是限制出口，这是不现实的。在争夺国际市场竞争中，不仅不能限制出口，还要扶持和保护出口企业。理想的办法是将外汇用来增大进口，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很困难。

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工业制造规模成为世界第一，我们不可能再大量引进制造产品了。我们需要购买高科技、买能源、油田、矿山，但是我们却受到这些国家的限制买不进来。国际收支结构失衡，形成了需求拉动的另一种威胁。

第二重风险：经济下行，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

经济下行的另一面是需求动力不足需求包括投资和消费。

从投资看，投资需求疲软不是因为银行没有钱或者说流通中货币供应量不够，而是结构性的问题。在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中缺少投资机会，尤其是国有大型、特大型企业的融资问题不太大，在境内外都有上市渠道，要贷款国有银行也是支持、甚至是追捧的。但如果在企业生产结构不变、技术不变、产品不变的情况下，扩大投资就是低水平重复，加剧产能过剩，也不可能产生投资效益。

问：国民收入分配的问题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伟：消费需求疲软，表现在社会消费零售品总额增速下降，深层次的问题是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中国国民收入分配在三个层面出了问题，这里包括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

宏观层面。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包括政府、企业、劳动者。中国长期以来在这三个部分分配中，政府税收增长最快，平均18%以上，而劳动者工资增长最慢，而且比重还在下降，由此导致消费上不去。

中观层面。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地区之间收入水平差距大，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差距非常大。我们分析，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差距。城乡差距，主要来自农业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2014年我国GDP为63.7亿元，其中农业占了9%多一点，剩下60%多的非农业劳动力分享了90%以上的GDP。

微观层面。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国家统计局从2002年开始公布基尼系数，到2014年的12年中，基尼系数每年都在0.4以上，大部分年份甚至在0.45以上，也就是说20%最富的人分享了40%甚至45%以上的国民收入，剩下80%的人分享了不到60%的国民收入。这使得全社会消费倾向下降。收入分配差距不仅影响公平，同时影响效率、影响经济增长动力。所以经济增长动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不公平现象，这包括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

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双重风险并存的新失衡，根源是结构性失衡，因此，政策的着力点应聚焦于结构性改革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