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新举措、新希望（2）

二、中国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遇到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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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现现代化还需要实现三个阶段性目标。在新常态下遭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系统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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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还需要经历三个阶段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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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能否实现从“上中等收入”至“高收入”的跨越。2030年之前，经济总量能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50年，中国能否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实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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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还将实现什么样的阶段性目标？

刘伟：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创造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保持了20年的高速增长。随后中国台湾地区以26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打破了纪录，韩国又以30年高速增长再创新纪录。中国大陆从改革开放到2014年，平均每年GDP增长9.7%，连续36年持续高速增长。目前中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2014年人均GDP将近5万元人民币，也就是人均75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最新的划分方法，人均GDP 在4056至12476美元之间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已成为“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要达到“高收入”的历史穿越，中国还需经历三个阶段的跨越：

2020年正是中国实现发展的第一个百年目标——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两个具体衡量数字：（1）到2020年，中国GDP总量比2010年41万亿翻一番，就是80万亿， 即17.6万亿美元（按2010年美元），美国2014年为17.4万亿美元，届时，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2）到202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翻一番达到68000多人民币，也就是12600多美元。世行划定的高收入的起点线是12476美元，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跨越。

这样，到2030年之前，我国经济总量可能超过美国。在19世纪初叶，中国经济规模是世界老大，GDP曾经占到世界30%多，而美国当代占比最高的2010年是32%。1840年后，古老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撞，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1913年到现在，美国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上已经一个世纪了，中国如果能够重新回到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这在我们民族发展历史上有重大意义，而且重拾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也是一个国际范畴，不同时期“现代化”的内涵不同。在国际上领先发展才叫现代化。2050年，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目标是当年邓小平给中国提出的中国经济分三步走战略的具体实施：

第一步，20世纪80年代起，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温饱，达到按世行标准的“下中等收入”的起点。

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初步小康。当时是按工农业生产总值指标达到1000美元。十三大报告改为GDP达到和接近1000美元，基本实现初步小康。

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

我们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距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近。再给中国五年时间，中国将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再给中国15年左右时间，中国有可能重返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再给中国35年的时间，中国将赶上西方列强，实现现代化。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遭遇系统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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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成本强势拉高，供给变化中隐藏着严重的衰退风险，从需求旺盛变成疲软，总需求不足带来高失业风险。破除中等收入陷阱，核心问题是公平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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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注意到，你最近就“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多次发表看法，你认为这是很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系统性挑战，只有少部分国家能够跨越这个发展阶段。我们在新常态下是否也遇到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刘伟：有机会就有挑战。挑战概括起来就一句话，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归结为，供给和需求都发生了系统性变化。

供给方面的变化就是人工成本、自然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技术进步成本都在大幅度上升，使得国民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全面地大幅度提高。从以往主要靠要素投入量，规模扩张带动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带动增长。如果再不进行这种转变，效率滞后，成本难以消化，就会推动通货膨胀。国民经济将没有竞争力，难以持续，经济就会出现严重衰退。这就需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需求的变化是投资需求疲软和消费需求疲软并存。目前，银行有钱贷不出去，很多投资机构在市场上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投资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国家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如何，不具备这些条件，就会形成投资需求疲软。从消费看，居民收入提高会带动消费能力提高，但是如果分配不合理，两极分化，就会造成消费需求疲软。投资和消费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将形成总需求不足。市场不活跃，购买力不强，大量企业的资金循环周转不灵，企业破产增加，将带来高失业风险。

问：当时“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提出时，有人就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个伪命题。我们已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是否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

刘伟：2006年，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全球目前有70个“高收入”国家，绝大部分是发达国家。世界上有116个发展中国家，真正向“高收入”穿越阶段的只有15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贫困出发，一个一个阶段完整穿越，最后走到高收入的目前只有两个国家和地区，一个是韩国，另一个是中国台湾。大部分国家没有实现成功穿越。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常提的“三波”，“拉美旋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各自情况不同，但是就经济发展的背景而言，它们都遇到相同的问题，在上中等收入阶段，一系列条件发生了变化，没能跟进。如果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没有转变，就会停滞不前。

我们国家也已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在新常态下，我们所遇到的挑战，以及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所有因素，在我们国民经济发展当中可以说基本都存在，某些方面还非常典型。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也提出：“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在中国，防止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问：你认为破除中等收入陷阱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刘伟：进入这个阶段之后，各种原来的发展条件相继发生变化，尤其是社会财富的增加，收入分配问题成为重要社会问题，解决公平、公正和效率问题，也成为发展的核心问题。没有公平调动不了社会积极性，没有效率就没有持续发展的能力，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社会矛盾必然凸显。

问：很多国家徘徊了半个世纪都跨越不过去，像拉美国家已经停滞在这样的阶段40多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

刘伟：习总书记多次讲到“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正是破除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要领。这五大理念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公正、公平和效率的问题。

针对效率而言，首先需要有创新等一系列因素来驱动，所以创新理念尤为关键。创新大致分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制度重于技术。权力寻租从根本上否定了效率，在这种情况下资源不是按照效率原则进行配置，而是依照腐败指数运作，打破了公平、否定了效率。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要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市场的私权一定要保障，政府的公权一定要规范。最终，应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微观领域起决定作用，让政府在社会长期发展的宏观领域起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