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新举措、新希望（4）

四、千万不要低估中国经济的承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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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来源于中国的实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可能要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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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失衡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问：各国经济复苏缓慢，很多人担忧中国经济会进一步下滑，担忧我们的经济承受能力，你怎么看？

刘伟：任何事物都有事先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就会带来风险。人们的估计可能有一定根据，但是也有信息不对称之处，它会影响到我们判断的准确性。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低估了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对经济出现波动的承受能力。信心同样是承受能力的重要因素。

经济增速放缓，或者通胀压力增大，国民经济能否承受？我们分析总量结构、讲供求均衡是理论假设，在现实中失衡是常态。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是政策能否控制得住，对各方面潜在的风险能否有准确把握，对中国客观上承受失衡的能力的判断，这个非常要紧。如果还把中国经济假定为早先的情况，当出现经济波动就可能出问题了。比如说过去所有制结构中以国有经济占优，一旦出现大量失业，风险都集中在国有部门和政府身上。现在分散在各种经济成分上，承受力就不一样了。三大产业的关系和当年也不一样，特别是服务业占比已经超过50%，对失业的承受力也不一样。很多新的变化，使中国经济的承受能力可能有所提高。我不认为短期内中国经济会出现大崩溃或者大萧条。我同意中国经济走势呈L型，但这是至少持续三五年，在一定范围内不断波动的L型。

中国的体制和目前发展阶段，政策的作用能力很强。这次反危机中，西方给中国政策优势排序，认为中国为什么反危机举措比较有效，第一位原因就是政府在动员投资方面比西方有更强的能力。特别是应对短期出现的危机事件冲击的能力很强。我们应通过一定的政策，把失衡的严重性加以调控，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问：结构调整其实涉及到产业调整，而且是一个中长期的大问题，应该通过市场还是通过行政来调整结构？

刘伟：这的确是中长期的大问题，上世纪50年代法国人提出产业政策理论，日本在本国大力推广。但是直到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予承认，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应当是通过市场竞争自发形成的，不应当是政府制定的政策，而是竞争性的，自发的。当时美国主流经济学也持这种观点，但现在美国出台了系统的产业政策，包括战略技术发展等。这说明，西方开始意识到，仅靠需求总量政策不够，要有结构性政策，首先是产业结构政策的政府战略。

几百年的西方经济思想史，主要不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争论吗，什么时候统一过。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旦提出来，就需要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简单地靠市场调节做不到影响全局，必须要政府发挥作用。但是政府的作用又容易影响生产者，容易和市场规则发生冲突。需要在实践中摸索，也需要进行制度创新、理论创新。

问：这是否和中国国情有关，和西方的学说是否有很大差异？

刘伟：上面讨论的问题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面临全面、深刻的挑战，按西方的供给学派理论能解决中国经济失衡的问题吗？我们无论是从反危机的政策，新常态下的失衡，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对之举的提出，都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来源于中国的丰富实践。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提出新鲜经验，总结问题，在实践中把它上升为学说和体系。说老实话，我感到现在还真的提出新希望来了。

问：你指的是什么方面的新希望？是探索我们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和治理方式吗？

刘伟：对。我们应该有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我认为，我们目前最大的理论创新目标，就是对公有制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讨。在私有制的市场条件下，要想协调自由竞争和国家理性干预，永远不可能，只能是一个时期强调一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这源于私有制的制约。我国在新常态下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坚实的制度基础就是将公有制和市场统一在一起，如果能统一，就是一个创造。

问：这样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意义，并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创新的可能性？

刘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500年协调不了的难题，私有制市场竞争的自发性和社会自觉性都存在问题，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现代市场经济两者之间，不能实现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的市场性的统一。

所谓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其实就是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弱点。现在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的改革已进行了多年探索，不论正反两方面经验都是非常宝贵的，是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推进。

中国现阶段在实践中，如果能将政府和市场之间更好地统一，就可以同时兼顾需求侧的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进一步完善经济制度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可能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中国理论工作者的幸运就是我们参与了这场伟大的改革实践，并面对着寄赋希望的增长点。

中国是否能成功尝试将全社会的整体的计划性，和市场竞争的有效性结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在这场伟大的实践过程中，中国有可能走出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