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新举措、新希望（3）

三、供给侧改革是解决道路问题的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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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求进”，宏观经济政策体现“松紧搭配”的格局。需求侧无解需从供给侧找原因，供给侧改革也要需求管理。要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胸怀和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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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常态下的新举措（三级标题）

问：针对经济发展中遇到种种新问题，你认为在政策调整和相关应对方面有什么有效措施？

刘伟：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关注和讨论这个问题：第一，政策控制和增长目标；第二，潜在的增长力，及自然增长率；第三，预计实际的经济增长情况。对这几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可能会使的我们对经济增长以及它未来的变化有比较客观的把握。

提出政策控制和增长目标是基于中国现在的一些客观上的条件约束，一是承受能力，二是需求。现在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5%到7%，这不仅是年目标，大体上也是十三五期间的一个总体目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阐释这个政策目标时，讲了三方面考虑因素：

首先，经济增长目标要考虑就业，这是“奥肯定律”在中国现阶段具体经验的体现。据统计中国这两年失业率在4.5%左右，如果不超过这个数据，要求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6.5%以上。每年要增加约2000万个就业机会。中国现在每年实际需要新增就业大概1100万。当然还要考虑原有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不下降，不是要降低原有的工资水平来腾出就业机会。满足这两个前提条件，实际失业率就没有上升。就业率目标是制定经济增长速度要考虑的一个基本约束条件。

其次，经济增长目标的选择要考虑通货膨胀因素。2011年之后，经济增长率如果不超过7%，就有把握将CPI控制在3%左右。奥肯定律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时期所反映的具体数据不一样，但这个趋势是客观存在的，即经济增速和就业率之间存在一定的稳定联系。这是政策目标控制经济增长率的约束条件的一个下限。而人们往往把通胀政策目标的要求视为相对应的经济增长的上限。上下区间大体可以根据就业目标和通胀目标加以分析和衡量。

再次，所谓经济增长目标的选择，它还要考虑将短期增长目标和中长期目标相互衔接。从2010年到2020年要实现翻一番，要求年经济增速7.2%左右。从今年算起，“十三五”期间，平均增长率如果不低于6.5%，2020年就可实现翻一番的目标。

问：对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这个问题，究竟该怎么理解？

刘伟：中国仍处在强劲的经济增长期，潜在增长率并无大幅下滑的趋势。重装备、重化工、高科技的投资需求相当强劲。中国经济处在城镇化加速期，受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城市聚集效应带来的消费方式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等推动作用。中国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差距还很大，当发达地区经济超越快速成长期之后，相对落后地区可能刚进入高速增长期，这也是大国经济的特点。所以现阶段，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不会出现大幅度长期下滑。

支持潜在增长最主要有三个方面，劳动力的增量、资本的增量、全要素效率的提高。除了劳动力增速开始下降之外，全要素效率和资本的增长量不仅没有显著变化，而且还在提高。而中国劳动力的增量在GDP增长的贡献中占比很低。

（二）需求侧无解需要从供给侧找原因

问：在当前经济出现新失衡、双重风险并行的情况下，宏观调控有什么新举措？

刘伟：现在既不能“双紧”，也不能“双松”，于是形成“松紧搭配”的组合，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一方面财政政策是积极扩张的，它的首要目的是保增长、稳定就业。后者说明总体方向从紧，首要目标是遏制通货膨胀。二者的宏观政策方向不同。现在宁愿损失一部分政策的有效性，也要确保政策风险的可控性，体现“稳中求进”的基本指导思想。

问：目前中国经济失衡表面是总量问题，深层次是结构失衡问题，松紧搭配的方式能否解决问题？

刘伟：它能为解决问题赢得时间，但本身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松紧搭配政策会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它可以缓解矛盾，而不是解决背后的原因。根本的是解决一系列的结构失衡问题，这要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我们此时面临全面、深刻的挑战，从总需求方面入手可能作用不大，因为无论是扩张还是紧缩都是相互矛盾的。由此引入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供给侧结构改革也需要需求管理

问：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对待需求和供给的关系？

刘伟：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管好需求，这才能真正推动有效的供给侧管理，要做好协调。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一定的有效需求作为前提，经济增长还是要靠需求拉动，但不能是无效需求。要靠创新来驱动形成有效的需求。另一方面，需求和供给侧之间要结合好。需求在短期内恐怕要适度的扩张，但过度扩张又将从根本上瓦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加剧产能过剩，不能够把那些缺乏竞争力的产业进行淘汰。因此，我们要有高质量的需求来支持供给侧增长，同时也要适度把经济增长控制好。

问：供给侧管理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刘伟：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政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供给侧的政策直接影响的是生产者，而需求侧政策更多影响的是消费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直接影响企业，而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权利在经济和法律制度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和尊重，就可能导致政府对市场主体行为的直接干预。比如关停并转，计划经济时采用行政干预，轻车熟路去做，这个现在要通过市场来实现而不是以行政干预去实现，所以要特别注意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四）供给侧改革考验地方政府的责任心

问：需求管理带有一定的短期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是长期的，这与西方供给侧结构性政策管理有什么不同？

刘伟：结构性改革一定是长期的，我们要把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结合和贯通起来。中国和西方管理的不同不仅在经济理论方面，根本点还在政治制度上。西方政府只做任期内有限的事。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需要长期持续的努力，所以一定要有对社会长期负责的责任心，不仅仅是在任期内负责，尤其是在制度建设方面。西方政治制度就没有体制病吗？中国共产党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传统，西方政府有没有这种胸怀？不仅需要有这种胸怀还取决于有没有制度保障。

另外，地方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的政策空间会更大，需求管理对地方政府来说有限，因为货币和赤字不归地方管。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不同了，调结构的范围很大，包括地方资本投入结构，教育结构等等。但这同样不能仅考虑短期效应，要求地方政府官员同样要对此长期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