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精神的当代价值

长征精神的当代价值

摘要:正是基于党的正确领导,以及崇高的革命信仰,还有那种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勇往直前、吃苦耐劳的伟大精神,红军长征才取得了伟大胜利。当然,客观而言,评价长征胜利的伟大意义,不能不提毛泽东关于“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思想。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80年后的今天,怎样正确看待长征那段苦难的历史,长征胜利之于今人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从长征胜利中汲取怎样的营养和力量,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应当思考的重要问题。

回溯80年前,在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时刻,一位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新闻记者带着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和西方世界对中国革命的严密新闻封锁,来到陕甘宁边区,和毛泽东同志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搜集了关于长征的第一手资料。斯诺是长途跋涉在红色区域进行战地采访的第一位西方新闻记者,写下了许多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那些报道汇编成书即《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该书首次出版,由于当时所处环境,中译本采用了《西行漫记》这个书名作为掩护。重温这部红色经典,重思斯诺的红色记忆,考察作者与毛泽东的对话,研究作者记录长征的珍贵资料,无疑会产生许多思想启迪和有益滋养。

从长征起因看党的领导

对于当代人而言,关于长征的印记,大多来自教科书、影视剧、博物馆。譬如,关于长征的诗词,语文教科书里的《过草地》《飞夺泸定桥》《艰苦的岁月》,影视剧里的《四渡赤水出奇兵》,历史书中关于长征的记载,等等。但是有关长征的专门著述,尤其还是当时的外国新闻记者的独家采访记录并不多见。《西行漫记》堪称一本了解长征、思考长征的伟大著作。特别是书中关于长征的记载,多是毛泽东的回忆和口述的真实记录,这为我们研究长征、思考长征提供了宝贵资源和思想财富。

长征是什么?为什么要长征?这是必须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据斯诺记载:“这时南京被江西苏区的革命潜力完全惊醒了,在一九三零年年底开始了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西行漫记》中文版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53页)从1930年底第一次“围剿”开始到1933年4月,蒋介石一共发动了四次“围剿”。其中,第一次从1930年12月到1931年1月,兵力超过十万,鲁涤平为总指挥;第二次从1931年4月到6月,兵力超过二十万,何应钦为总司令;第三次从1931年7月到10月,蒋介石亲率三十万军队;第四次从1933年4月到10月,人数二十五万之众,陈诚为战地司令官。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蒋介石对于红军的“围剿”,兵力一次比一次增加,决心一次较一次增大,间隔基本上很短,不给红军喘息的机会。但是,面对残酷的“围剿”,仅有四万余人的红军在党的领导下,巧妙地运用运动战,贯彻执行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以己主力各个击破突然进攻的孤立的敌军,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完全胜利。

前四次“围剿”彻底失败后,为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围剿”,蒋介石没有再给红军任何休整喘息的时间,于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间动员了近100万兵力,采取新的战略战术对红军展开了疯狂“围剿”。尽管红军已取得了前四次“围剿”的胜利,积累了宝贵经验,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言,“其一是在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中没有能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其二是放弃了我们以前的运动战术,而采用错误的单纯防御战略。”这样导致了红军损失惨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了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湍急的江河,越过一些最高、最险的山口,通过凶猛的土著居民的地区,跋涉荒无人烟的大草地,经过严寒酷暑,风霜雨雪”的漫漫长征。长征,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做出战略撤退,表明恢复了党的正确领导和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

责任编辑:董洁校对:张少华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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