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秀玲：信息化促进乡村治理方式转型（2）

顶层设计与乡村治理实践相辅相成

国家的顶层设计与乡村治理实践相辅相成，二者处于互动发展的过程。以信息化建设为例，乡村基层很早就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乡村治理的模式与格局，对于从国家层面出台战略性方案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建立公共服务信息网，既方便快捷又实用高效。传统的乡村信息沟通极为不便，即使是一些条件较好的乡村也主要是通过口头、纸媒传播，以及开会传达、邮寄、公告栏公示等进行信息交流。这种方式的特长是安全、可靠、直观，但最大的问题是速度慢、容量有限、效率低。自从电视广播、电脑尤其是互联网引进以来，这一状况在广大乡村得到了根本改变，大大推动了乡村治理走向深化。《2015年微信政务民生白皮书》显示，截至2015年8月底，全国已有50%以上的县乡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另如广东清远市在乡村综合改革中，探索三个重心下移，其中将公共服务下移到村级，在村一级（片区）全面建立社会综合服务站，在镇一级建立综合门户网站和网上办事大厅，实施联网办理，并搭建电商平台，大大改变了治理方式。再如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利用互联网建立连接乡村三级的“农民办事网络服务平台”，包括33个部门132项内容，农民可通过“一卡通”足不出村即可办理。总之，海量的现代信息，通过互联网传播到乡村，农民一卡在手，一键点通，即可实现信息共享，这是信息化带给乡村的最大便利。

二是利用信息化提供的便利条件，改变城乡治理主体结构关系。传统的城乡治理主体有明显的层级化、等级化特点，缺乏交流。原来乡镇和县级领导与普通百姓见面交流的机会少；然而，信息化却改变了这一局面，有的城乡领导直接开通“领导专线”，如2013年广东“网络问政县市行”，网友可通过此平台直接与领导对话，这是中国首个直接与县级主要领导沟通的问政平台。重庆市巴南区在已连接互联网的198个村、78个社区开设了“阳光巴南网络问政平台村居工作站”，村民可方便快捷问政、咨询和办理业务。四川成都、江苏宿迁市的一些区县实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上海崇明、金山等区县推广“区域党建信息平台”新举措。甘肃省成县小川镇已建立“移动公共服务平台”，它集政务、服务、资讯和电商于一体，包括今日小川、问政成县、小川电商、媒体资讯、便民查询、通知消息、在线视频、乡镇企业、特色资源、基层党建、农技服务等，都可快速、免费、直达到村民手中。2015年，山东省印发了《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强调乡村基层协商应充分利用社区网站、QQ群、微信群等现代化手段进行网上和线上协商。应当说，信息化打破了原来城乡主体的等级化隔膜，民主、平等、对话、协商的气氛明显加强。

三是注重信息沟通和交流，打造城乡廉政网络监管平台。近年来，反腐成为党和国家治理的重点，其中网络反腐功不可没。由于乡村基层具有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居住分散、权力意识淡薄等特点，这无疑增加了反腐难度。网络监督平台的建设，成为了乡村腐败的隔离墙。如山东寿光市自2014年以来在全市975个村推行“网上阳光村务”监督平台，这是一个以网络为载体，让群众随时随地了解村务信息，并对村务监督起到重要作用的乡村治理方式。由于寿光市975个村都设有单独页面，村民均可通过电脑、手机进入，能非常详细了解村治情况，并做到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监督。更重要的是，寿光市村级村务网络平台还允许村民提问，干部有问必答，较好地实现了互动与对话，民主协商的气氛较浓。又如广东清远市阳山县依托县、镇、村三级社会综合服务网络，全面建成农村集体“三资”交易中心和财务集中核算监管平台，以便于规范农村集体资产资源流转和小额工程竞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