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世界视阈下的中国文化自信（2）

被误读的中国与中国文化

在欧洲公元前7世纪的传说中，中国人是“幸福宁静”的象征。希腊人最早知道中国是因为丝绸贸易，并且根据“丝”或者“绮”的发音，称其为塞里斯，“它事实上被模糊地用来泛指生产和贩卖这些织物的民族或国家”；罗马人继承了古希腊人对中国的这一称呼，美丽飘逸而又神秘的丝绸也是罗马人对于中国的第一印象。 近代以来，中国形象和地位是不断变换的。作为16世纪汉学的奠基之作，出版于1585年的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著作《中华大帝国志》在当时脍炙人口。到18世纪，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亦不为过，那时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总带有神往之感：“18世纪总是欧洲最倾慕中国的时代：中国工艺品导致了欧洲巴洛克风格之后的洛克克风格，中国建筑使英法各国进入了所谓‘园林时代’，中国的陶瓷、绘画、地毯、壁饰遍及各地，直接间接地推动了西方工业革命”。而到了19世纪，随着西方经济的发展和欧洲现代性的世界性扩张，西方成为一个充满野心的殖民征服者。到19世纪末，中国失去了现代化转型的机遇，综合国力大幅下滑，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西方抛弃了“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这三种正面的中国乌托邦形象，代之以西方现代性的反面形象：停滞的、专制的、野蛮的东方帝国。

为什么短短几十年，西方人眼中仰视的中国，中国园林、建筑、丝绸、艺术，中国人形象，在他们心中突然就变样了呢？究其原因在于，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国拿来了大量的西方文化，而对西方没有进行相应的输出，其间的文化逆差、落差触目惊心。对中国的正面诠释与充分说明一再被延误，导致无视、误读与曲解。近代以来，欧洲不少人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晚清王朝的风雨飘摇时代，把中国当成一个自然资源的原产国，不能够体会中国思想艺术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精深。由于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和残留的冷战模式的对抗，中国崛起引起一些国家不安和担忧，“中国威胁论”“中国分裂论”“修昔底德陷阱”式论调频频出现。

一些国家似乎总是乐于谈论中国成为未来世界霸主的可能性，这是因为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中国文化可以告知世界，中国是和谐的、内敛的、非侵略性的、主张和平共处的国家。中国文化不仅仅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更重要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勿施”精神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无限扩张形成了鲜明对比，达到《中庸》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共赢境界。西方人信奉希腊哲学家提出的“对立产生和谐”，孔子提出“和而不同”，强调的是差异性的和谐。东西方文化观不同，导致当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西方人大为不解。西方人从古至今，以人为万物的尺度，对大自然采取征服的态度，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个体竞争、群体斗争、国家战争的思维模式。今天这个以西方为中心的当代国际社会的向外的、竞争式的文化发展到极致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和核武器的使用。

当代西方文化面临着巨大的困惑，其困惑在于，这种商业文化、海洋文化、竞争文化、斗争文化产生“竭泽而渔”“杀鸡取卵”“急功近利”的种种危害，西方人开始自我反思并迷途知返——标举“生态文化”。这意味着西方哲人们在对现代性弊端的清理中，对西方二元对立思维论进行反省，开始关注东方思维的多层多元性，重视人性的深度拓展和文化精神的提升。与现代性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的经济学不同，具有东方思想的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化化解人和他人、人和自己、人和自然的冲突关系。1858年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一书中阐释了自己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

约瑟夫·奈指出：“当一个国家的硬实力不断提升的时候，很可能会导致邻国的恐惧。一旦邻国感觉到害怕，他们就会结盟以求自保。如果能在提升硬实力的同时，也提升自己软实力的话，就能让别人心悦诚服。”减少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误读”，需要文化走出去，重申中国文化立场，让世界重新发现东方大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