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劲松：处理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利益矛盾

利益结构是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础，优化利益结构、促使利益结构合理化、规范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才能从根本上减少乃至消除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梗阻环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很多措施都着眼于问题，例如：化解过剩产能，推进国企改革，防止金融风险，补强民生短板，等等。这些改革举措势必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再调整。在此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差别有所凸显，围绕利益得失涨落而产生的矛盾有所增加，成为利益结构调整完善中不能不审慎稳妥处理的重要问题。

值得关注的一些利益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硬仗，要把握好“加法”和“减法”、当前和长远、力度和节奏、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政府和市场等关系。在主动改善供给侧质量和效率的过程中，政策决策及政策执行的时点和着力点如果把握不精准，一些矛盾会有所呈现，如新兴产业行业与传统产业行业、不同经济成分、不同地区、既得利益与社会利益、经济下行伴生的相关群体冲突等利益矛盾。

新兴产业行业代表的是绿色、高效、低耗、技术含量高，对它们的支持必然要置换淘汰传统高污染、高成本、低技术的落后产能，特别是那些依然在产的现实落后产能，在资源占有使用、就业、市场份额等方面的要求都不同。同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在新形势下的复合消涨，带来的利益群体差异、利益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如何既坚持结构调整导向，又充分考虑社会承受力，是我们应该学会驾驭的辩证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允许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良性竞争，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同时允许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来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现实中毕竟是不同性质、不同运作方式、不同内容、不同利益主体的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体利益结构之下，二者在利益要求指向、利益主体基础、利益实现方式等方面有着一定的差异，特别是在国有与民间资本存在竞争而政策界限又不十分清晰时，这种矛盾会凸显出来。

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国家制定实施了很多区域发展规划，各个区域都在争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政策，成为各种各样的试验区，从而取得先行发展、特殊发展的优势。不同区域之间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在外资项目、中央政府投资项目上会发生一定程度的竞争，在发展思路上趋同，在招商引资上互相争夺，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协调，可能加大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从而难以达到区域政策设计的本来目标。在城镇化深化发展过程中，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城乡之间的矛盾也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在与社会转型相伴随的社会结构演化过程中，出现了少数特殊获益者群体，他们当中有一些是社会精英，具有较高的教育素质，或者在某一方面有专业特长。但也有一些是靠权钱交易，钻体制和政策的漏洞，成为了暴富者。随着收入、财产不断积聚，在经济社会生活领域拥有明显的强势地位，甚至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盲目设租发声，引发普通利益群体的不满。在经济下行条件下，社会成员信心受到一定影响，一些往往由偶然因素引起的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不时出现，看似无厘头的事件，背后隐藏着的是深层次社会问题。

金融创新在应对传统风险的同时，由于创新产品技术结构的复杂性，产生了新的难控或不可控风险。特别是随着互联网金融的日益壮大，网络安全技术依然存在漏洞，互联网金融企业倒闭、跑路现象偶有出现，有的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关门，有的因风控不到位致资金链断裂，有的涉非法集资、非法吸储等违法经营被查处，带来的社会连锁效果虽然是局部的但不可忽视。

随着环境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关注的正当权益，一些地方由于环境保护力度不够，导致当地群众的身体和生命健康面临较大威胁，也容易引起一些人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