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迷思和中国的制度优势(2)

核心提示:“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种说法似乎很时髦,但我们在说这句话的同时,首先掉进别人给我们设定的思维定式陷阱里了。泛泛地议论民主好还是专制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民主与专制本来就不是一对矛盾。一些人之所以陷入“民主”迷思,主要在于羡慕西方发达国家,而这种心态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利用民主运动颠覆其他国家的重要杠杆。对于中国的制度,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

(三)关于“三权分立是民主的典型”

还有人说,民主体制就是权力的互相抗衡,因此,“三权分立”是民主的典型。实际上,如果追溯到美国建国时期,就会发现“三权分立”的设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限制民主,限制多数人的暴政。

美国制定宪法时,那些政治精英们没有经过任何选举程序,也没有人来证明他们作为代表的合法性。他们非常担心未来的美国政体被多数人的暴政所取代。所以,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权力之间互相抗衡的政治制度。所以说,“三权分立”的设立,非但不是民主制度的特征,反而是为了限制多数人暴政而以美国特殊形式出现的一种贵族政治设计框架。可以说,当时设立“三权分立”政治框架的政治精英们,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反民主派”。

(四)关于“民主制度不犯大错误”

经常会有人说,民主制度有千不好、万不好,但民主制度有一个大好处:民主制度不犯大错误,因为在民主制度下,错误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被发现、被纠正。这其实也是一个以讹传讹的说法。因为在历史上不乏那些所谓民主国家犯了大错误的事。比如发动伊拉克战争,就是美国以民主的形式决定的。

当时的小布什政府决定发动伊拉克战争时,美国国会的多数议员都投票支持,包括当时还是民主党参议员的希拉里·克林顿。小布什政府是共和党政府,大部分议员都投票支持的伊拉克战争,最终被证明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一方面,战争发动后,世界发现伊拉克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另一方面,过去在阿拉伯国家控制极端伊斯兰势力发展的那些年轻军官们,都是以现代化的名义在搞民族、国家建设的,他们认为宗教是落后的表现。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极端伊斯兰势力迅速膨胀,演化为今天威胁欧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这难道不是民主制度犯的一个巨大错误吗?

另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国会放松了对金融业的管制。而美国国会之所以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是民主制度里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特别是金融集团游说的结果。通过他们的大力游说,国会以多数人的名义修改了监督金融市场的一些法律。这些法律被抛弃后,金融活动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演化成一场巨大的危机。

这些都是民主决策机制不完善导致的巨大错误,可见民主制度不犯大错也是一个站不住脚的思维定式。

二、“自由选举”的悖论

有人认为,民主就是能够自由选举,要给予人民以自由选举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中,也含有一个很大的悖论。

曾有一个青年人跟我说,中国人真是悲哀,我们到今天还没有自由选择领导人的权利。他抱怨我们的政治选举不是那么自由。其实,能够自由选举,选举自己中意的领导人,只是一个幻觉,是西方政治精英驾驭民众的一种方法。

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一些非洲国家官员也问我这个问题,我和他们开玩笑说,自由选举固然是一个好东西,但如果选举的目标没有什么可选性的话,也挺悲惨的。比如说,我很同情美国选民,因为美国选民没有太多的选择,他们只能在一个“骗子”和一个“疯子”中做选择。这恰恰反映出当今世界所谓的自由选举的一个巨大困境。在所谓的自由选举中,有几个问题是非常难以控制的。

比如,一方面,我们说民主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另一方面,我们又说,民主制度最大的原则就是可以自由选举。这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矛盾,在古希腊时期,各级领导人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而是靠抽签产生的。当时的古希腊人已经意识到选举是一个不靠谱的事情,可以被操纵。所以,只有抽签才是上苍的意志,如果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来掌握权力,那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抽签来决定谁来担任什么职务。例如,雅典重要的决策机制是500人议事会,当时雅典有10个部落,每个部落可以产生50名议员,这些人从年满30岁的自愿候选人(前提是雅典公民)中抽签选取,加在一起正好500人。而且,其他官员的产生也靠抽签,包括负责司法的约500位评审员,负责行政的约700位执政官中的600余人等,除了将军司库等极少数需要专门技能的官员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其他所有官员都是从年满30岁的公民中抽签选出,不设经验技能或财产资格方面的限制。

为何雅典会认同抽签而非投票?有学者总结了几个因素:抽签难以被人操控,无论是巧舌如簧还是笨嘴拙舌者,机会都一样平等;抽选对所有人都敞开大门,实现了机会平等;如果严格遵循随机原则,最后抽签产生的样本基本会与人口总体特性一致;抽签的方法植根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念,这才是雅典得以实行民主制的原因。孟德斯鸠曾评价说:用抽签的方法进行选举是属于民主政治的性质,用选择的方式进行选举是属于贵族政治的性质。

近代以来,特别是19世纪以来,欧美国家纷纷开始实行代议制。代议制在今天被认为是民主政体的典型特征。就是说,国家大了,人口多了,不可能任何问题都让老百姓投票决定,于是选出代表,让他们代替人民去执政。怎样选举代表呢?其实从一开始就有很多理论家证明,选举是一个不能选出最优代表的程序。其原因就在于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理论和实际上的问题。

第一,随便选举会陷入一种自我循环的过程。如果选出的代表不同,就会出现有些人觉得A比B和C都好,而另一些人觉得B比C和A都好的情况,导致选来选去选不出最优结果。

第二,信息不对称与选民的非理性选择。在选举过程中,候选人需要竞选,但选民不知道这些候选人到底怎么样。在这种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去选举,往往最后选出来的是他们不乐意看到的结果。在欧美国家,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在高票选出领导人后没多久,新当选的领导人的民众支持率开始迅速下滑,与竞选时的支持率形成强大反差。这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选民在投票时,不知道这些候选人未来会怎样执政。候选人竞选时透露的信息都是友好的、善意的,但当其上台执政后,一旦其政策与原来许诺的不一样,选民就会很失望,就会形成巨大的民意反差。这种现象在经济学里被称为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理论告诉我们,政治选举与在资本市场投资一样,选民和小股民一样,只能根据一些片面的、零散的信息去投资、去选举,有时还会出现逆向选择。

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的出现也属于这种逆向选择的类型。尽管共和党很多大佬抵制特朗普,尽管特朗普在竞选中一再发表抨击华尔街、抨击非法移民、质疑穆斯林移民、公开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等言论,但共和党基层选民还是有很多在投票支持特朗普,这背后更多是因为他们反感共和党内的那些传统政治精英,他们投的是抗议票。

责任编辑:李贤博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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