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与气候变化（4）

四、气候变化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现状与挑战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帕萨·达斯古普塔曾借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来描述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这种倒U型关系,我们称之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一条曲线揭示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是“两难”的正相关关系；二是“双赢”的负相关关系。从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来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由较低增加到较高时，污染指数增加。这时，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就处于“两难”区间；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污染指数出现下降，这时，经济和环境的关系就处于“双赢”区间。需要注意的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依据部分发达国家的发展现象，是在环境被污染的初期提出来的，而发展中国家是否有可能在经济发展还未达到曲线的拐点之前，就首先触及到环境阈值，从而引发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崩溃，这已经成为目前大家共同关心和担忧的问题，尤其随着气候变化的出现。

（一）气候变化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现状。改革开放30年里，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0%以上，年均增长率约为15%。但近些年我们在看到发展的同时，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诸如：产能过剩、高能耗、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拉大、社保、教育、医疗投入不足等种种不利于可能持续发展的问题。尤其近几年大范围雾霾天气，让我们以一种更加深刻的方式感受到了加强环境保护，治理环境治污的迫切性。

世界银行有一份报告显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我国占了16个。那么环境污染的代价是多大呢？早在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就共同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这份报告是我国迄今为止惟一一份被公布的绿色GDP核算报告。其显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水污染的环境成本占总到成本的55.9%。大气污染的环境成本占总到成本的42.9%。固体废弃物和污染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了57.4亿元，占到总成本的1.2%。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

2013年1月14日，亚洲开发银行与清华大学公布《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称，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之中，有7个在中国。中国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疾病成本估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就高达3.8%。如果以2012年我国GDP总量的1.2%计算的话，可以达到6232亿元；如果以3.8%来估算的话，那么这种空气污染造成的损失就高达19734亿元。

另外，我国有关气候变化的研究也显示，气候变化正在对我国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社科院每年都会发布我国的《气候变化绿皮书》。其显示，在新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境下，中国地区的热浪、暖夜、冷昼以及与降水相关的极端降水指数在频率、强度、空间分布和持续时间上，将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叠加可能导致前所未有的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和设施暴露在极端天气和气候的可能性之下，那么灾害风险将持续增加。近年来，这些气象灾害的损失每年就达到了2000—3000亿人民币。

（二）我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理念和主张。环境问题最根本的诱因，归结起来看，主要有两个：一是我国经济以粗放式发展和能源过度消耗为代价的增长模式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累积到临界点；二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给环境带来巨大压力。我国经济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迫切需要转型，需要寻求一条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道路。

近年来，我国在国际国内做了一系列研究的工作，并且有了越来越明确的理念和行动安排。以应对气候变化治理为例，我国在国际气候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可以说是经历了从1997年《京都议定书》下被动参与的发展中国家，到了2007年巴厘岛路线图下的谨慎负责的发展中国家，再到巴黎气候大会时期的积极贡献的新兴大国三个阶段。

2015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巴黎气候大会，在大会上做了重要的演讲，传递了我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理念和主张：第一，气候治理要引领人类社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转型。第二，低碳之路不应该以经济萧条为代价，而是与共同的长期繁荣相伴随。应对气候变化，要尊重历史责任，同时要兼顾各国发展阶段和国情，不能搞一刀切。第三，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的责任，中国责无旁贷。第四，应对气候变化是未来我国国内的重要任务之一。2015年6月，我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文件，明确提出我国的目标是：2030年是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年，并实现到203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60%到65%。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到20％左右，并将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等一揽子计划。峰值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就是一个天花板，到了这个天花板以后，我国未来的碳减排的目标，已经不再是在碳强度减排，而是绝对目标的减排、总量的减排。这是我国承担的一些国际承诺。

（三）我国国内一系列能源和气候政策紧密出台。以此见证了我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从态度到行动上的一些积极变化。

尤其是“十二五”、“十三五”，是我国加速推进绿色发展的政策演进阶段。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其显著特点，就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新阶段，传统的一些经济增长动力被弱化，而新的动力正在孕育形成过程中。我国经济处在转型再平衡的关键时期，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是这次转型的重心，供给侧改革成为主线。这一阶段突出的资源环境问题，是能源低碳转型面临压力、区域性和流域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风险加大。绿色发展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一起成为我国破解发展难题、培育发展优势的五大发展理念。

我国在推动绿色发展方面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工具。政策目标也从单纯的控制污染排放，向控制污染排放和促进经济转型并重的方向转变。政策控制的领域开始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延伸。绿色生产方和生活方式正加快形成。基于市场的绿色发展政策工具在不断的丰富，生态环境保护优化和经济发展的方式更加多元化。

另外，我国在绿色投资、绿色财政、绿色基金、绿色税费和绿色信贷政策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尤其是2016年G20杭州峰会，绿色金融成为这次金融议程下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子议程。这些政策激励相关主体采取更加绿色的投资和生产行为，使保护生态环境不仅仅是一种成本，而且要有收益，进而使收益大于成本。绿色税收、绿色财政、绿色价格倾斜等文件的数量越来越多。而且从成就来看，截止到2014年年底，我国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了11.2%，基本实现了规划中的11.4%的目标，碳排放强度比2010年累计下降了15.8%。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

2015年出台的“十三五”规划，首次把绿色发展作为重要的五年规划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应对法》（草案）的起草工作也已经启动。可以预见，应对气候变化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