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公共产品塑造视域下的“一带一路”(6)

摘要:“一带一路”是迄今为止我国为世界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为应对当前全球性挑战,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并在人类利益共同体基础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切实可行的路径和方案。从发展前景来看,“一带一路”是指导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服务于我国和平发展的长期规划。

克林顿时期,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有一句话:软实力的重点在于增加公共产品,证明你获得地位不只是为自身谋利益,也是为了提升别人的利益。所以,我国要想增强自身的软实力,就必须开始提供公共产品,表明自己是为了更广泛的利益,就是有意愿来扮演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

第二,我们需要提升制度学习和议程设置的能力。在我们提供公共产品的时候,将关系自己切身利益并需要国际合作的议题列为优先议题。这关系到我国对国际议程设置的能力。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我国在国际制度领域(国际制度也是国际公共产品)还是一个新手。就是说,我们对国际制度的运作、管理相对是陌生的、不足的。在这个议程设置当中,我们还是受制于发达国家,由此导致我国国际话语权偏弱。

第三,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参与的实践过程当中,我国应注重提高自身的能力。一方面,我们向发达国家取经,学习参与各个领域的国际制度;要学习多边主义,学习用新的安全观来看待和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学习地区主义的观念,参与地区合作的进程。同时,要保证供给效果的优质化,促进公共产品供给,获得制度公信力。就是要做到既提供了公共产品,又没有像霸权国家那样去称霸。另一方面,我国还要提升自己话语塑造的能力。一个国家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对于推进“一带一路”以及参与全球治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尽管到目前为止,我国为地区和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国际社会并没有给予相应高度的评价,这与我国的国际话语权较弱是有很大关系的。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并不是靠泛泛的宣传就能够得到的,而是需要加强话语塑造、有效传播和良性互动。

(三)正确处理新型义利观和经济效率问题。在公共产品供应当中,一直在讲的一个问题就是集体行动的困境,即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带来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困境产生的主要动因就是“搭便车”,这在国际层面表现的非常明显。“搭便车”在经济学当中,是要力图避免的结果,换言之,经济学涉及很多的制度和治理机制,其目的就是要避免“搭便车”,“搭便车”是造成公共产品供应短缺的原因。

现在,我们欢迎很多周边国家搭便车,就是搭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便车。我们的“亲诚惠容”理念在义利观里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来接受多少国家“搭便车”。如果周边所有国家都来“搭便车”,那我们这辆车能不能拉得动;如果大家都在搭中国的便车,我们有没有能力来拉这个车。这实际上是经济学研究当中的一个老问题。

最近,特别是这次为“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高密度地推出了一些访谈、宣传,我国的一行三会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的领导都出来发声,表达了“一带一路”在投融资这一块是需要国际社会支持的,不能是某个国家的独角戏,也不能是单向资金的支持,应以市场化为主。我们欢迎“搭便车”,又要尽量避免“搭便车”造成不良后果。

(四)正确处理一体化或者制度化和开放的关系。“一带一路”和过去以往区域合作模式是不一样的。以往区域合作模式,一种是功能性的一体化;一种是制度性的一体化。一般讲,制度化水平高,相应地,效率高。制度化水平高,就是要求让渡部分国家权利,设立超国家机构,但是,这种一体化合作的准入门槛是很高的,是以规则标准竞争为导向的。“一带一路”的提出,更注重的是依靠我们这个区域,首先是亚洲地区各个国家主体、经济主体自身的文明特点、发展特征和资源禀赋来形成发展合力,实践的是一种“合作发展导向的一体化”,而不仅仅是通过一套无差异或标准化的市场准入、税制、劳动力与货币规则来挖掘各自的竞争力。但在实践中如何实现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资源禀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开展平等合作,共享发展成果,这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五)积极应对投资风险问题。“一带一路”主要的投资来源是贷款。截至2016年底,我们国家两大政策性银行,一个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发放的贷款已经超过了1600亿美元,累计余额超过了1100亿美元;2014年到2016年底,中国进出口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放的贷款5400多亿元人民币。此外,我国的商业银行也是“一带一路”建设资金融资的来源之一。中国工商银行,2016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放贷款的规模达到了235亿美元。那么,如何保证我们投出去的这个钱不会亏本,这是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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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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