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城市建设与城市建筑(3)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提到建筑艺术,希望提高全民族的建筑文化觉悟,或者说建筑文化的审美高度。建筑中的“原创”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需要长期的观察、体验,需要经过沉重、深切、紧张,甚至是悲剧性的思考,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技法,更重要的是精神,创新需要精神的超越。

(二)当代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实践。当代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实践很多。诸如:法国著名建筑师保罗·安德鲁主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荷兰著名建筑师雷姆·库哈斯设计的央视新大楼;2001年普利茨克奖获得者瑞士设计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伊拉克籍英国女设计师扎哈·哈迪德设计的北京银河SOHO建筑群、广州大剧院和香港理工大学建筑楼等。外国建筑师的这些设计不可否认的具有现代艺术感,设计也是为人服务的。我们大量的建筑设计还应站在社会公众的角度,以适宜人居为标准。像央视新大楼的设计者雷姆·库哈斯,北京银河SOHO设计师、第一位普利兹克奖女性获得者扎哈·哈迪德这样的设计鬼才,他们是建筑设计师中的前沿前卫。然而,这“就像巴黎时装周的设计,不一定适合大众穿出去。”建筑设计要讲求“场所精神”及“古与今”的传承与发扬,在用现代的轻薄、高科技材料的同时,还应反衬古建筑的厚重,形成一种对话,向过去的历史致敬。

二、关于中国式的建筑

(一)城镇化建设的矛盾性与复杂性。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当时《时代周刊》把他作为封面人物,因为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要揭开城市建设的新篇章,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时代周刊》在做广告的时候,旁边加了一句话,叫“It is a good time”,小平同志说的是“我们赶上了最好的时代”。我们开始了城镇化建设的新篇章,从珠三角开始,我国的城镇化建设打开了;后来又继续开发长三角;再后来是京津冀、大北京;现在是全面城镇化建设,就走到了今天这个局面。但是,情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乐观。城市的建设非常复杂,它既带有功能的特征,又带有民生的这种理性推理的特征,同时还带有非常深厚的文化特征

香港的铜锣湾曾经是一个让我们很纠结的地方,它融合了最发达的城市建设,也融合了最底层的棚户区;它既有现代的西方文化,又有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传统与现代相碰撞、相融合的地方。我在这里面用了两个词:一个叫“复杂性”;一个叫“矛盾性”。为了解释这个词,我引用狄更斯的一首诗,将其翻译成中文是:“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又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理智的时代,又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相信的时代,又是一个怀疑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又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一个希望的春天,又是一个失望的冬天。我们从前人能得到一切,我们从前人得不到任何。”我们今天的城镇建设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没有前车可鉴,但是又有创造性的矛盾体。

(二)地域特色是一座城市发展所不可忽略的。传统城市正因为有着很强的内部认同性,才具有外部认同性。“认同”这个词,就是所谓标志性问题,就是大家所说的可以识别的问题。城市特色、地域特色变成了城市最重要的一块。如果我们把这一块放弃掉、忽略掉,一味地去追求我们认为的所谓现代化的复制,这里面的问题是相当大的。现在,我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上千座城市都差不多,归纳出一句话叫“千城一面”,这种现象令人堪忧。我们不能将文物保护仅仅停留在保护几处古迹这样的一个层面,而应当将其上升到文化传承与延续的高度

欧洲的很多城市,今天看起来仍给我们很强的震撼力,并不在于它有多么新的玻璃幕墙,而在于一个城市空间里面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面,你可以读到几百年前的古典建筑,也可以读到当下最新的、最时尚的建筑。诸如: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瑞士的伯尔尼、法国的巴黎。

拿破仑三世在位时,下令让一个官员去做巴黎规划,巴黎的规划是一次规划而成,巴黎的建设一直被认为是今天城市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奇迹和典范。巴黎的规划发展到今天,我们仍旧能够从中解读出历史的变迁和发展。“二战”以后,德国科隆整个城市被毁,科隆大教堂成了一片废墟,德国人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科隆大教堂。恢复后的科隆大教堂,尽管是复建,但是我们今天再到科隆去,无疑是因为这个标志性建筑将你拉回到科隆城市发展的历史当中去。德国人的这种做法在很多西方城市里同样在做。  

(三)城市肌理构成城市发展脉络。紫禁城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二个六百年了。在紫禁城外侧,曾经叫关厢这一带,曾经是那些衙役、小官僚住的地方,它构成老北京特有的肌理——里坊制。里坊制最著名的城市是北京和西安。城市形成一个传统的四合院格局,四合院成为北京特有的文化。当然,不仅仅是北京,在我国北方很多地区都是这样。四合院很早就申请了世界文化遗产。

我们看美国纽约曼哈顿区、布鲁克林地区,布鲁克林大桥和自由女神像就在这里。早期的欧洲移民去美国的时候,坐船看到自由女神像就知道美洲大陆到了。当初开发曼哈顿的时候,曼哈顿就像一张白纸,该怎么做?首要的就是修路,这路间距都一样,从下到上,从南到北。横着画,东西向叫“街”;南北向叫“大道”。百老汇大道把曼哈顿分成“东曼哈顿”和“西曼哈顿”。但是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东西向的“街”,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方向不一样,单数的街往东;双数的街往西,都是单行线。这就使汽车能很方便地沿着街区转弯。纽约一个街区大小约为60米乘以100米,而北京市里很多街区间的距离在500米左右,这么大的街区,怎么转弯?纽约除了铁路和公路之外,没有立交桥,可是,纽约有700多万辆车,然而其效率一点都不低。有人问,美国人为什么一开始就以60米和100米的间距划格呢?他们完全是从市场开发出发的。一个地段要想把地卖出去、想让人开发,一定要让它的商业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说,我在这块地里面盖的房子都要临街,要想一块地里面的房子都临街,那这块地就不能太大。所以,他们盖的房子多半都是中间是庭院,房子在周边建。所有的房子全临街,通过过街楼,进入内院。他们的街区低层全部是商业,有书店、有咖啡店、有酒吧,还有博物馆、画廊。大家可以看到,北京城和纽约曼哈顿有一个重大的差异。北京城中间是一个紫禁城,不能穿越,我们南北向的路穿越起来非常困难,东西向虽然有个长安街,但也难以穿越。在这样一个大格局下,不把主要的城市功能中心迁走,还等什么呢?!

责任编辑:李贤博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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