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深古代先哲邃智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3）

三、人的命运

命运是个很神秘的问题，说不清，道不明。正因为如此，很多人求神、拜佛、算命。人对命运的关注，从古代就开始了，《周易》最初就是算卦、卜辞的书。在中国古代夏商周时，国家大事一定要占卜，出兵打仗、造城、祭祀都需要通过占卜来决定。甚至于皇帝立储，如果确定不了到底该选哪个皇子继位，就要通过占卜来确定。甲骨文现在有15万片，其实也是占卜的结果。我们看到的甲骨文是龟甲或者牛胯骨，但是在当时占卜太多了，龟甲、牛胯骨都用光了，后来就用蓍草来占卜。《周易》上的话都是对蓍草占卜结果的整理。

但是，命运究竟是什么，中国古代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孔子讲，“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他认为命是一神秘的现象，死生有命，人必然要死，这是一种必然性。正因为命是有必然性的，所以它是人力不可抗拒的力量，人不能支配。孔子还讲“知天命”。孔子很有意思，一方面认为命运是必然性的异己力，人们要敬畏它，另一方面要认知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懂得命运，怎样能做君子，强调人的主体的能动性及其作用，在《论语·为政》中，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所谓“五十知天命”是说人到了五十岁，应该懂得今天做的事对不对，知道是非，知道自己的命运应该怎么把握。这就是知天命，不知命就不是君子。孔子讲的“知天命”，实际是通过知天命而掌握人自己的命运，显示了孔子与命运抗争的精神。

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他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意思是不做而成的是天意，不求而至的是命数。一个老百姓要得到天下，一定要同舜、禹一样道德高尚。孟子认为人们的追求不外“在我者”与“在外者”两种，“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仁义道德需要依靠自我去求得，自己不努力去追求，就不能得到。富贵利达能否得到，要符合道义，才能得到，这取决于命运，从而把命运与人的道德修养相联系。

道家认为，命运是支配人的生存状况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力量。老子讲“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他认为人要回归心性的精神，要恢复本来的状态，这就是常态。体认其中的道理叫做明。“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命和命运是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顺任自然发展的状态。庄子发挥老子的思想，说“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我不知道其所以然，就是要顺任自然的命运。“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通达命运的实情，不必去追求命运所无可奈何的东西，顺任自然而然的安排。“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事之变，命之行也”，人生一切都是命运的使然，都是命运的自然状态，人是无可奈何的，不能支配的，不可抗拒，只有安心顺任自然的命运，这是有德性的人才能做到的。

先秦时儒墨是显学。但墨子与儒道相对恃，倡导“非命”，否定命运决定人、社会、国家的生存状况。因为，命运看不到，也听不到，“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有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因此，他认为“执有命”的话是“天下之大害也”。人的贵贱、荣辱、贫富、饥饱，社会国家的治乱、宁危，不依赖于命运的安排，而决定于主体的人的能力，“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商汤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周武王也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桀荒淫无度，暴虐无道，只顾自己享乐，不顾民众疾苦，大约在前1600年，汤率领着方国部落讨伐桀，夏于是灭亡。商纣王宠妲己，酒池肉林，荒淫无度，也导致了国家灭亡。所以，国家能不能治理得好不是命运决定的，而是人力决定的。“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求，非仁者之言也”，所以信命是为君王残暴行为造成人民穷困所作辩护的言词。听信“暴人之道”，就不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国家就不能富强、兴旺。

荀子也是儒家，但是同孟子的很多观点不一致。荀子认为人性恶，孟子认为人性善。在天命论上，孟子主张存心养性事天，“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荀子说“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一个是要侍奉天，另一个是强调利用天，与其歌颂天，还不如控制天命而利用它为人类服务。人虽然不能抗拒天命，但是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天地变化规律为人服务。荀子的另一主张是把命和运分开，认为命是有必然性的，运是有偶然性的，“节遇谓之命”“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死生是命的必然性，人一定会死；一个人虽贤，不遇时运，也不能施行其贤才，若逢时运，就能施行其贤能。对运而言，时机很重要，但是时机有时是人掌握不了的，如果一个人有时运，即使能力不强也能抓住时机。有的人能力很强，时运不到也不能得到机遇。荀子这个创见，开启了哲学史上对命与运的不同诠释，命是一种必然性的价值导向，运是一种偶然性的价值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