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深古代先哲邃智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4）

西汉的董仲舒讲“天人感应”。过去，我们总是批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是天命论、是唯心主义，以至于很多人都不了解他的“天人感应”是什么意思，但是看一看《汉书·董仲舒传》，就可以了解董仲舒为什么要讲“天人感应”。董仲舒的原意是制约皇帝的权力。在崇尚皇权的时代，皇帝的话是金口玉言，每一句话都是法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这么大的权力怎么去制约，怎么去限制，怎么去监督？董仲舒想出一个办法：用天威制约皇权。皇帝做了错事、坏事，上天就要谴责、警告。有些皇帝听了警告后，下罪己诏，向全国人民承认自己的错误，改正错误，上天就宽恕了。上天警告了，如果皇帝不听，还犯错误，还犯罪。上天就要降灾异，比如雷劈皇宫、蝗灾、大旱等，使国家不能安生。董仲舒的意思是皇帝是天子，既是上天的儿子，就得听上天的话，上天警告皇帝，降灾异，皇帝就得听，就得改正，如果上天三次给予警告，皇帝就是不听，就要“罢免”皇帝。所以，董仲舒强调皇帝要敬德保民，以德配天。

东汉的王充否认天是有意志的。他认为，万物之生，皆禀元气。“天地和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和气，子自生矣……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矣。”万物怎么产生？和气，天地和气，万物产生。夫妇和气，幼儿产生。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和思维，和生万物。中国的思维与西方的思维一开始就不一样。在源头上，西方从古希腊到费尔巴哈都是追求世界最高的本源、本体，本源、本体产生万物，就像上帝造万物一样，上帝是唯一的，全职全能的，是真理的化身。所以，西方思维求一，世界只有一个本源，具有排他性。中国思维求和，多元的，讲和实生物。先王与金木水火土杂生万物，五行合起来生万物，夫妇和起来生儿育女。天地阴阳，男女阴阳，本来是有差别的，和起来万物产生，所以具有多元性，有多元性，才有包容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的伟大就伟大在这里。

南北朝时期有个关于偶然性的比较形象的论证。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与范缜辩论因果报应命题。子良问：你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贫贱？范缜回答说：“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坠，自有拂簾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人生犹如同一棵桃树上的花，一阵风刮来，桃花都掉下来，有的通过窗帘，掉在褥垫上，有的通过篱笆掉在粪坑旁边。掉在褥垫上的桃花就像你——王子，掉在粪坑旁边的桃花就像我——范缜。人的贫富贵贱，就像随风而堕的花朵，落到那里，完全是偶然的，不是因果报应决定。范缜超越了天命必然性的价值导向，开辟了批评佛教因果报应论的偶然性价值导向的新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运气确实有不确定性、偶然性，由此中国哲学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人可以造命。北朝的刘昼生活在北齐，与范缜相对应，主张命运的偶然性。他说：“命运应遇，危不必祸，愚不必穷；命运不遇，安不必福，贤不必达。故患齐而死生殊，德同而荣辱异者，遇不遇也。”命运与偶然性相适应与否，其后果有云泥天壤之别，患难相同而人的生死不同，德操相同而人的荣辱殊异，这与人偶然遇到的机遇、时运相关联。社会人事、自然现象，均有遇或不遇的偶然性价值导向。

宋代的程颢、程颐提出“不必言命”。“贤者惟知义而已，命在其中”，“若贤者则求之以道，得之以义，不必言命”。人们唯有求道得义，命运蕴涵在义中。“人贤不肖，国家治乱，不可以言命。”“圣人乐天，则不须言知命”。乐天知命，一循于义，国家的治乱，“人贤不肖”，都不是命运安排，也不是天命决定，因此没有必要讲命。朱熹、二程“义不言命”的观点，是前圣所未发的创新，他们把命运从天命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明末清初的哲学家、思想家王夫之认为人有能动性、有为性，可以改造自身的命运。他说：“君相可以造命，邺侯之言大矣！进君相而与天争权，异乎古之言俟命者矣。”邺侯李泌曾主张发挥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与天争权，任由天决定人的命运的权力，争回自己手中，老百姓亦可以造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祸福之大小，则视乎权藉之重轻而已矣”。老百姓有与君相平等的造自己命运的权力，凸显了人的主体的自觉。人不能等待命运的安排，应该自己主动地起来与天争权，与命争权，自己造自己的命运。颜元也肯定命运由人自造。“或问：‘祸福皆命中造定，信乎？’先生曰：‘不然，地中生苗或可五斗，或可一石，是犹人生之命也……生命亦何定之有’”人生命运犹如禾苗，用肥料培育它，五斗可得一石，如果摧折它，一石可得五斗，这是人为造成的。人的命是有确定性的、必然性的，可以预期的。运是不确定的，也是不可预期的，是偶然性的，这是命和运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