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深古代先哲邃智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5）

不仅中国人讲命运，外国人也一样，也算命，算星座。概而言之，外国人的命运观有三：一是认为命运是一种必然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主张火是万物的命运。他说“命运的本质就是那贯穿宇宙实体的逻各斯。逻各斯是一种以太的物体，是创生世界的种子”。逻各斯是神，是一种必然性，作为贯穿逻各斯的命运，亦具有必然性。

二是认为命运由神决定。在《伊利亚特》史诗中，就是天神宙斯来决定人的命运。《圣经》有《旧约》与《新约》之分。《旧约》是神与希伯来人签的，《新约》是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融合后产生的。《旧约》是主耶稣降生前写成的，有39卷，《新约》是主耶稣降生后写成的，有27卷，合计66卷。《旧约》宣布上帝对人类的救赎计划，《新约》记载这一计划的成就。《新约》和《旧约》互相印证，和谐一致。旧约是新约的根基，新约是旧约的果子。《旧约》的第一章“创世纪”讲的就是一个人的命运也好，天下万物也好，都由神来创造。亚当和夏娃违反上帝意志，被逐出伊甸园，那就是人的命运。本来上帝告诉亚当和夏娃，伊甸园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给他们享用的，但是智慧树上的果实不能吃。但是，在蛇的引诱下，夏娃和亚当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结果，上帝来伊甸园巡视，他们两个赤身裸体，有了羞耻感，就躲了起来，人有了羞耻感就有了智慧，上帝于是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

三是认为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弗朗西斯·培根说：“不容否认，一些偶然性常常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例如长相漂亮、机缘凑巧，某人的死亡，以及施展才能的机会等等；另一方面，人的命运也往往是由人自己造成的。正如古代诗人所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设计师。”培根也讲命运的偶然性，认为要抓住时机，“善于识别和把握时机是极为重要的，在一切大事业上，人在开始做事前要像千眼神那样察视时机，而在进行时要像千手神那样抓住时机。”

中外思想家、哲学家对命运都非常关注，命运问题是一个与人的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从中外先哲对命运的解释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一个问题：怎样掌握自己的命运、创造自己的命运，是关系人生前途的大问题。对国家而言善于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同样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国家为什么能抓住时机？就是因为对国内外大局有很好的认识，能够在复杂的格局中游刃有余，把握时机。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可能？天下万物都有其特殊性和共性，没有特殊性，物与物就无从分别；没有共性，就不能成其为类事物，人若无共性，就不能成其为人类。当今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可能的，就因为人类社会有共性存在。具体而言，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人类内在的自身诉求。（1）人类是群居的。人与禽兽不同的特质是“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我们看丹尼尔·笛福的小说《鲁宾逊漂流记》，鲁宾逊漂流到了荒岛上，一个人生活，非常困难。信息革命时代，一个人单独生活更不可能。人的生活来源，衣食住行，都不是一个人自己能够完全创造的，都需要整个社会群体来创造。所以人是群居动物，不能单独生活。荀子讲人的力量为什么强，在自然竞争过程中能够战胜一切，原因在于：“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西方哲学家，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近代的伏尔泰、孟德斯鸠都认为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人具有自然合群性，导向社会生活，是人得以共同生存的法宝。现代人，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国家也一样，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不能独善其身。在全球化时代、信息革命时代更需要互相依赖，互相依靠，互相支援。（2）人是社会存在物，有社会性。群道，具有道德理性，这是人特有的本质力量，是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所以然。亚里士多德说理性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加重要。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人是社会动物，讲仁义道德，仁义德行，常安之术。“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人是社会动物，明事理，遵从道德理性教化，是构成常安的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因。（3）人是有情感的和合存在者。人若无情，非人也。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人类在实践、认知活动中，对某一事物产生一定的情感状态，如见孺子将入井，而产生怵惕恻隐的情感，体现了人的精神面貌。“中华民族历来重真情，尚大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句‘回家过年’牵动着亿万中国人最温馨的情愫。万家团圆、共享天伦，走亲访友、共祝美好，贯穿其中的就是浓浓的亲情、友情、爱情、同志之情。”这样的情是一种不虚、不私、不妄之情，它铸就了守望相助、天下同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