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衣，生存与情感的历史 （2）

机器替代手工编织的曲折之路

从第一台机械编织机发明，到羊毛织物真正的工厂化大生产，其中经历的时间比想象中漫长——确切地说，花了差不多三百年。

变革的火星从一双羊毛袜子开始。16世纪中期，“下针”这种重要的技巧被发明，由此引发了羊毛针织袜在上层社会的流行，羊毛长袜常见于欧洲权贵们的衣橱中。1589年，英国牧师威廉·李就送了这样一双黑色的羊毛长袜给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当作礼物，只不过这双袜子的编织并非出于手工，而是来自威廉发明的机械编织机。

女王收下了袜子，却拒绝了授予牧师发明专利的请求。喜欢丝绸袜的伊丽莎白认为机器编织的袜子对于王室的脚踝来说过于粗鄙；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她担心机器会从自己的编织工那里抢走工作。

然而英吉利海峡对岸，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则看见了威廉发明背后的良机。法国政府当即为这个牧师发明家提供了财政支持，将他的工厂从伦敦搬到了鲁昂，不久之后，英国人发明的框架针织机技术就由法国人推广到整个欧洲。直到1657年，绕了一圈的设备才又回归英国，生产公司才在伦敦成立。

框架编织机的使用其实并没有改变家庭作坊式的生产形式：机器的体型并不庞大，甚至还有便携式圆形针织机的发明，所以常常被用作家庭编织者的效率工具。从毛衣的进程上看，直到1862年美国人R·拉姆发明了舌针平型罗纹针织机，才标志着机器编织毛针织服装的开始。从针织业的变革来说，19世纪中叶蒸汽动力针织机的出现，才敲响了手工编织者们职业的丧钟。蒸汽动力下，机械编织的织速可达到每分钟七百万针，这是再娴熟的双手也难以比拟的，于是越来越多的手工编织者们被迫离开自家作坊，转移到工厂里去适应更大的机器与更快的时代节奏。

有些人适应不了，并极度痛恨。这些人多是19世纪英国的纺织业熟练工，本来占据行业里的资格优势，结果多年苦心学练的技艺在机器面前毁于一旦，自己曾经的工作经过简单培训就可在机器旁完成，加上19世纪整个劳工待遇低下又缺乏完善的工业协会，摧毁机器是他们反抗的直接手段，也是与雇主取得谈判地位的筹码。

这场“不摧毁机器誓不休”的运动于1811年3月11日从诺丁汉的阿诺德开始，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迅速蔓延到整个英格兰地区。传说中1779年有个名叫奈德·路德的学徒捣毁了两个长袜架，成为运动的精神领袖，这些人也由此被称为路德派。在今天，“路德”这个词已成为反对技术进步和恐惧机器生产的一种指代。

路德运动终结于1861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反恶意破坏法案》，在该法案中，“机器破坏”（即工业破坏）被认定为重大犯罪。

为打赢战争全民织毛衣

在机器轰鸣下淡去的手工织毛衣的记忆，却在战争炮火中又被重新唤醒。

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人数达到7300万人，经济损失3000多亿美元。巨大的消耗需要战场之外的社会资源来弥补，手工编织衣物是一项无需大型设备、技术门槛不高、随时随地可以进行的项目，因而被英国王室和政府用来号召全民参与。“为了胜利而编织！”1914年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响应前线号召，呼吁各行各业的男女老少都行动起来，在一个月内为军队提供30万双毛线袜和30万条毛线腰带。《针织和女性》杂志专门印发了有关编织技巧和军备衣物上统一图案，以及制服样式的小册子。织毛衣经验分享、编织竞赛活动在工厂和学校热火朝天。英国战时信息部也印发了关于毛衣、袜子修补和制作的小册子。战时羊毛供应短缺，这本小册子鼓励民众们“织织补补拆一拆”，即拆掉破旧的毛衣，重新使用毛线，自给自足编织新的羊毛物品。

不仅妇孺上阵，男士和学校的男生也在爱国主义的热情下，利用平时抽烟的时间和足球比赛等待上场的时间穿针引线。（其实回到中世纪，由于羊毛又油又重，编织业本就由男性支配，很多羊毛作坊里只招收男性学徒。）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的毛衣、袜子、帽子、围巾、护膝和头套就这样以个体手工编织的形式生产汇集，源源不断运往前线补充部队制服，更为战场内外的人们注入一剂精神上的强心针。无论是给海军的一件手织蓝色羊毛衫，还是给空军的一件头盔保暖帽，手工编织温度带来的巨大鼓舞作用十分有效。

这股风潮在二战时还刮到了美国，“织毛衣”被广泛用于战俘管理、康复治疗、抵抗抑郁等。人们躲在防空洞的时候，织毛衣可以让紧张情绪得以疏解，交换实用针法和提高编织效率的技巧分享，也让陌生人在狭窄空间得以交流，缓解战争带来的紧张压迫感。努力织毛衣，是支援战争、抒发爱国主义的直接手段。

织毛衣的特殊价值不仅体现在战时。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自己编织毛衣比在商店购买要便宜，同时对破旧毛衣、袜子的修补也需要自己解决。可替换衣袖、更换脚趾和后跟的袜子在当时十分常见。原本已经边缘化的毛衣针织爱好者们则有机会兼职，以手工编织获取额外收入。

穿出时尚与情怀

最开始，毛衣主要穿着人群集中在特定职业，保暖防水的特性使其成为渔民或海军的实用服装，不过从20世纪20年代起，毛衣与时尚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密。

首先是从20世纪起，英国上流社会逐渐兴起一些贵族优雅运动，编织的毛衣既能帮助运动者在户外保持体温，又因柔软舒适可以使人活动自如。翻领样式的针织毛衫在领子上印有各色条纹，代表的是不同的俱乐部，在网球和板球针织服中，这样的设计非常普遍。

费尔岛毛衣源自苏格兰北部费尔岛，编织有乡村气息的花纹图案本和贵族时尚相去甚远，然而在1921年，温莎公爵/威尔士亲王（也是后来的英王爱德华八世）常常喜欢穿着费尔岛的套头毛衣打高尔夫球，还在一张公开的照片里身着费尔岛毛衣露出怡然自得的神态，于是这种花纹图案的毛衣一炮而红，奠定了自己在时尚圈的黄金席位。直到今天的秀场上，费尔岛毛衣还依旧盛行。

毛衣不仅往运动和休闲方向发展，在高级时装行业也开始备受青睐，可可·香奈儿喜欢在毛衣设计上突出特色图案，并从剪开的套头毛衣前襟和蝴蝶结上找到了经典“小香”外套的灵感。

不过真正让毛衣跻身时尚圈的还属“针织女王”索菲娜，她一生设计了6000多种毛衣款式，因为对法国时尚界的杰出贡献被授予法国荣誉骑士勋章。在强调女性曲线剪裁的20世纪70年代，孕中的索菲娜因为在商场找不到合适的上装，决定自己动手织毛衣——一款不束缚女性身体的毛衫就此诞生。有别于彼时精心设计的高级时装，索菲娜的毛衣以随意的手工家庭编织为特色。到了80年代，英国皇室里另一位时尚人士戴安娜王妃再次带起女性穿着毛衣的风潮。

这之后的几十年里，高效率的机器、低成本的物流与快节奏的设计，意味着消费者可以低成本购买各种款式和图案的毛衣。

延伸阅读

结绒线的上海滩风情

毛衣是舶来品。20世纪以前的国人，一到秋冬时节，身上避寒取暖的大件衣物除了皮袄、皮草，就是棉袄、棉袍——在清朝末年遗留下的照片里常常可见。舶来的毛衣用作外套下的打底，比夹袄贴身、轻薄，因而在清朝后期为一些贵族所接纳。

鸦片战争三十年后，以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开始引入西欧国家的纺织技术，1880年投产的甘肃呢织局是中国最早的毛纺织厂，也是近代中国毛纺织工业的开端。不过受制于19世纪后期中国的服饰习惯，生产出的呢绒和毛衣都主要用作新军制服或搭配新式西装，羊毛制品初期的市场还比较小众。

民间手工织造毛衣的开端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在1920年俄国内战期间，失利的白俄人撤退到中国新疆一带。在那里，他们教会中国骆驼商队的人们如何从骆驼身上摘下毛发，在手掌中搓成纱线并扭转纺纱。这样骆驼商队不仅为自己提供了温暖的骆驼毛袜子，还能够制作织品以供销售。

另一种说法是在19世纪末，毛线开始由入华的外国织工传入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的租界地区，因为带着毛又保暖，最早的毛线被称为“毛冷”，在上海一带又被称为“绒线”。但不管是毛冷还是绒线，在当时都要仰仗进口。曾经，上海滩的先施、永安、大新、新新四大百货公司柜台出售的毛线，都只能从英商、德商以及后来日商洋行的大买办们手中进货。直到1936年初，一家名叫“裕民”的毛线厂建立，中国才开始了自己最早的民用毛线生产；生产的毛线起名“地球牌”与“双洋牌”，销售火爆。

毛线的销售推广与织毛衣技巧的传授传播密不可分。最开始，颜色鲜艳的毛线是女孩头上新鲜的头绳装饰，渐渐的，织毛衣的风尚开始在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时髦女性中风行。在短短几十年内，毛线编织的风头就赶上了原本的丝绸织绣，“织得一手好毛衣”与“做得一手好针线”都成为对女性心灵手巧的赞美。很多专卖毛线的商店都有坐台的师傅，向买毛线的女性传授毛衣编织技巧，买一磅毛线送两根毛衣针一本编织书。手工编织毛衣、披肩与丝袜高跟鞋搭配，构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摩登女郎的靓影。

借用著名作家程乃珊的话来说：“要说什么是最具海派特性的上海女人形象，我想，是结绒线（织毛衣）。绒线工艺自西洋传入不过数百年来，却已与旗袍绣花鞋和爱司头融合在一起，构成上海近代新型海派的贤妻良母经典造型。”

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手工编织毛衣都十分风行。许多家庭主妇无论走到哪里，都习惯随身携带两根针一团线，一有空就织两针，以至于一些城市的公交车上还有出于安全考虑“乘车不许织毛线”的告示牌。同时，织毛衣从基本的日常所需开始变得有了更高的审美倾向。如何运针、勾线都有讲究，专门的毛衣技巧杂志或书籍遍布千家万户，每年流行的编织针法、毛衣款式都备受追捧。在节俭的年代里，过时或破旧的毛衣不会被扔掉，而是被拆掉另织新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