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意义（2）

二

从符号学进入经济社会分析，本身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法论。尽管符号学的现代形态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才由索绪尔、皮尔斯、赵元任等人所奠定，为日后的莫里斯、格雷马斯、巴尔特、艾柯、西比奥克等人所发展。但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商品与货币》中就明确提出“每个商品都是一个符号”。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更是强调，商品的交换只能“通过某个符号而实现”“在纯经济存在中，商品是生产关系的单纯符号、字母，是它自身价值的单纯符号”。马克思正是将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视为符号，看作意义的载体，当作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连结点，才发现了商品与剩余价值、商品与货币、商品与意识形态、商品与异化劳动、商品与人类社会发展等等之间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大厦。符号构成世界的思想，同样贯穿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学说。在马克思那里，符号无疑是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联结物和必要中介。

在西方，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运用符号学的方法，对当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持久而深入的观察、研究和批判。活跃在20世纪上半叶的有俄国的巴赫金、伏罗辛诺夫等；20世纪下半叶，则有美国的詹姆逊，法国的鲍德里亚、德勒兹，英国的贝内特，爱沙尼亚的洛特曼、伊凡诺夫，东德的克劳斯，波兰的沙夫、佩尔茨，南斯拉夫的马尔科维奇，奥地利的伯纳德，意大利的罗西-兰迪。近年来则有美国的伯吉森、科克尔曼、温纳林德，英国的杰索普、克雷斯、霍奇等等。他们进入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方式各有不同，对经济社会的分析也各有千秋。但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经济社会分析却走偏了路子。比如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以符号生产和抽象的差异性社会关系，彻底取代了马克思所强调的前提性的社会物质生产结构”。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主义、葛兰西霸权理论，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都已注意到文化资本、符号资本、象征资本等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但大都以单纯的文化批判取代物质的批判，以意识形态分析、话语分析取代具体的商品分析。我们要构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要从唯物史观出发，强调以商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为基础，进而去分析意识形态、文化等符号世界的本质与发展，在理路上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有根本区别。

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引起了中国学者们的注意，但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一直没有真正构建起来。如学者章建刚认为“符号概念将从实践概念那里获得其最基本的含义”“已完全有可能改造各种符号概念并进而构建一个符号理论体系”“确立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符号概念”。他认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符号学已经是可能的并经过相当严格规定了的，已经具有充分扩展的巨大可能性，剩下的应该是艰苦细致的构建工作。”可惜这项工作在当时并未得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