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桓：一名外交官亲历的几个外交片段（5）

动工以后，很快工业园区的工作就开展起来了，但是好事多磨，经过了初期的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之后，双方很快就发现了矛盾和问题。新方的很多设想跟苏州的设想对不上茬，水、电、路、厂房的建设标准不一致。新加坡要求很高，比如他们要求自来水管打开水就能喝，这在我们国内是做不到的。所以摩擦就不断增加。

后来出现这样一件事，新方听说苏州市的领导到了德国以后，对德国的企业家说，说其实中国政府对金鸡湖畔的中新苏州工业园区是不重视的，你们到了苏州以后不要到东面的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去，应该到西面的苏州新区来。因为苏州市政府在中国和新加坡决定在东面金鸡湖畔建工业园区之前，在西面已经建了一个新区，当时建新区的目的是为了从市区疏散人口，以便市区能够实现旧城改造。所以苏州市政府特别重视新区的建设，希望外资统统流到新区去，而且给新区的政策也比较优惠。这样一来必然会影响中新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这些因素加在一块，新加坡就不高兴了，以致最后由李光耀出面，跟当时的江苏省省长郑斯林有过一个谈话，最后新方表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干了，并提出四个建议。

双方经过反复磋商，中方决定同意新方的第二条建议，倒股比，由中方占65%，新方占35%，以后由中方牵头负责对中新苏州工业园区的管理。1999年6月，当时的苏州市委书记陈德铭跟新方签署补充协议，同时规定从2001年1月1日开始实施。这样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但是思想问题没解决，观念没有解决。所以2000年我到新加坡出任驻新加坡大使时，新加坡坊间还是弥漫着一股悲观的情绪。当时虽然协议已经签订，但是还没有实施，看到这种情况，我们觉得责无旁贷，需要做做工作。

我记得当时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中新合作来建这个工业园区，应该是“移植”还是“杂交”的问题。因为新方从一开始就认定两个字：移植。新加坡有一个裕廊工业园区，他们认为是新加坡起步时建得最成功的工业园区。于是他们就要把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区的这一套方法原原本本地搬到苏州去，但是这些照搬的做法到苏州以后，很多都行不通。于是我就跟他们探讨是“移植”好还是“杂交”好，我说，《晏子春秋》里有一个晏子出使楚国的故事，故事当中就讲到，橘子生长在淮南，果子又大又鲜美，但是到了淮北以后，它就变成了枳子，又小又酸涩。我们中国有个袁隆平，我们的水稻时间一长容易退化，变得低产，袁隆平经过多年反复的实验，搞了个杂交水稻，大大地提高了水稻的产量，解决了我们的粮食问题。新加坡的经验再好，如果不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也难以推行。

经过反复地交流和探讨，他们也感到要完全把新加坡的这一套“移植”到中国去是行不通的，最后慢慢也拐过弯来了。2001年以后，中新双方实现了倒股比。经过两年时间，苏州工业园区扭亏为盈，到了2003年，金鸡湖畔的工业园区产值相当于1993年整个苏州的产值。所以，经过这些曲折和摩擦以后，中新苏州工业园区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可以说，今天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合作、共办工业园区的一个典范，一面旗帜。苏州的经验也陆续介绍到其他地区，开始得到发扬光大。中国和新加坡除了在苏州建了园区之外，后来也在天津办了中新天津生态城，在重庆办了中新互联互通的项目。除此之外，还有像吉林的食品加工区、广州的知识城等其他中新两国的合作。所以，在中新关系发展的过程当中，苏州工业园区是两国进行友好合作的一个亮点。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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