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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曦辉:“一带一路”倡议的三个维度(4)

三、从地缘政治维度理解“一带一路”倡议

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新的框架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自己的解释。2015年1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中国是亚太大家庭的一员,中国的发展起步于亚太,得益于亚太,也将继续立足亚太、造福亚太。他强调,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我们将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架构。这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一种新的地缘政治蓝图。首先,我们是亚太国家,要在经济发展中使我们的邻居最早受益。其次,我们要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让其他国家受益。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六年来,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在某些方面还需进一步改进。比如,中国倡导的许多提升亚欧地区及太平洋、印度洋沿岸人民福祉的项目因为地缘政治的原因而被迫搁置。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西方的地缘政治观。西欧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从中世纪开始就战乱不断。直到17世纪,他们停止了战争,建立了民族国家。荷兰学者格劳秀斯在其著作《战争与和平法》中赋予了战争以正义的内涵。他认为,就像人通过反抗保护自己的身体不被残害一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战争来保卫自己的民族、国家不被肢解。格劳秀斯的思想构成了民族国家理论的雏形,但也有其局限性。比如,他提出民族国家是利益分置的单元,还提出海洋是连续的,天然排斥各种所有权。这两种观点从根本上就是矛盾的。而西方以自己为中心、他人为边缘的地缘政治观,就是由此而来,并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提出的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构想形成了对立。

列宁在论述资本主义国家性质时曾指出,“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着同一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的形式统一起来。”但是这种国家的形成过程并不是一种自然的形式,它有许多强制性的内容,更多地体现为政治性,而非经济性使然。恩格斯指出,在欧洲“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欧洲最近一千年来所经历的复杂而缓慢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差不多每一个大的民族都同自己的机体的某些末梢部分分离”。这是战争使然。

我们知道,英语里涉及民族的单词有三个:nation、nationality、Ethnic group。然而,三个词的含义是不同的,在西方国家,nation是可以建立国家的民族;nationality是可以自决自治的民族;Ethnic group是没有政治权利的族群。三者在根本上是不平等。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在其著作《陆权论》中曾说,在西欧,英法“两国在18 世纪发生的几次大战,主要都是为了防止法兰西的专制政权独霸欧洲大陆。……至于其他战争,都是争夺殖民地和进行贸易竞争的战争”。“东欧整体形势的关键,在于日耳曼人要求统治斯拉夫人;……正好位于西欧外界的维也纳和柏林,都处在中世纪早期属于斯拉夫人的地盘之内;这两个地方,代表着日耳曼人走出本土、向东征服的第一步”。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西方的工业化进程就是一部战争和侵略史。那么,仗打完了,民族认同、文化融合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所以说,在这种地缘政治格局中推进全球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困难。

“西方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使用武力。亨廷顿认为,西方人在1500-1750年期间成功地创造出第一个全球帝国的要诀,恰恰在于改善了发动战争的能力,它一直被称为“军事革命”。而中国的地缘政治想象与西方完全不同。清朝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曾说,“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华夷,就是华夏和蛮夷,古代曾以文明的先进程度加以区辨,后来以是否认同儒家文化,也就是:认同儒家文化,夷敌亦华夏;反之,华夏亦夷敌。满族和蒙古族原来都属夷敌,在清政府统一中国后又都认同了儒家文化,所以也就没有了华夷之分。你看,中国的地缘政治,原本是有争端的,后来就融合了,原本是有分野的,后来就变成一体了。

由此可见,中国的地缘政治观与西方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华民族是文化民族而非血统民族,它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而非排他性,这一过程推崇融合、摒弃战争。也就是说,西方是先用战争手段建立国家,再强迫被征服民族效忠这个法权意义上的国家,接纳其文化。而中国则是先实现文化认同,再建立国家。有学者这样评价,中国“是一个装扮成国家的文明”。钱穆先生曾说道:“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为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实际上,这种以文化分华夷的传统由来已久,在《诗经·北山》中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历史学家傅斯年也曾说道,“现代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这一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体系。这两个体系,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

源于特殊的历史人文环境,西方人普遍持有强权与平衡的地缘政治观,认为世界上只能有一超多强的格局,否则人类将不会太平。陆权论提出者麦金德认为,“谁统治了东欧,谁就控制了‘中心地带’;谁统治了‘中心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为了人类的稳定,应该对世界进行国际共管。麦金德提出,“国际共管最有效的办法,似乎是委任某一强国,让它作为整个人类的托管国;……可以让美利坚合众国和大英帝国作为全世界的托管国,来维护海上和平,维护连接海洋盆地的各个海峡的和平。”海权论倡导者马汉说,“如果一个国家既不依靠陆上的交通区保护自己,也不通过陆路向外扩张,而是单纯地把目标指向海洋,那么这个国家就具备了比四周以大陆为界点的国家更为优越的地理位置。”边缘地带论提出者斯皮克曼认为,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海权国家,以美国为中心的圆柱形投影法地图可以更清楚地告诉我们美国与欧洲、远东的相对位置。当你站在一幅以西半球为中心的圆柱投影地图面前时,你会发现相对于全球的其他部分,美国其实是被“包围”的。马汉认为,就目前而言,海权的中心还在西方,……如果由于某种机会,有一个国家控制了海洋盆地,并且控制了地中海的入口的话,那么影响海权的战略条件恐怕就会完全改变。再者,如果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东方,英国和法国开往地中海的路径将不受阻挡,那么在半道上,东方将跟西方会迎面相撞。美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在最近的两次危机中,当有一个强国可能夺取欧洲大陆时,我们立刻介入战争来阻止它。投入力量阻止旨在达成欧洲统一的侵略战争发生,这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样地,美国也将以武力介入远东局势,阻止该地区被一个强国所支配。这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观。那么基于此的全球化,势必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全球化。而中国推进的新型全球化是一个包容普惠的全球化。

总之,从文化维度、地区维度、地缘政治维度看,“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一条文化的路、贸易的路、交通的路,更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全球化版本。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未经许可,不得印刷、出版,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责任编辑:赵苇校对:张凌洁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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