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留戈：嵌入性治理：国企党建与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机融合（4）

毛泽民从严治企，从基层选拔了一批德才兼备的红军、矿工骨干充实到企业的干部队伍中，在每个生产中队增设了一名指导员和工人长，建立了一套权力集中、运行民主的监督机制。中华钨矿公司迅速发展壮大，规模横跨于都、会昌、泰和三个县，包括两个公营矿山，5个生产合作社和一个洗砂场，一共有3500多人。作为苏维埃政府唯一的重工业企业，中华钨矿公司在1932年的钨矿产量为1025吨，1933年就达到了2600吨，到了1934年则达到了3925吨。

在这个时期，这里的钨矿主要是通过水路运输销往广东、福建等地，按当时钨矿价格每吨600大洋计算，在4年之内中华钨矿公司总共收入是430万块银元，成为了红色政权的主要经济支撑，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和封锁。在革命中通过公营企业不断提高根据地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人民的福祉是这一时期增加政党认同的重要做法，物质条件的改善增加了根据地居民对党的情感归属和心理上的依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党的领导内涵，实现了政党形象的提升，从这个意义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公营企业是增加政党认同，巩固党领导基础的特殊工具。

第三个问题，制度性嵌入。定规立制实现政治社会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公营企业党的领导制度的认识，不能离开党的革命任务和政党权力在特殊场域构建的历史背景，在这个时期党对公营企业的领导主要是探索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对具体领导制度的探索。第二，探索中国共产党对公营企业领导的制度化。

1933年12月，苏区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规定国营企业的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并且在中央印刷厂、造币厂、军委印刷所等三个国有企业分别组织了“轻骑队”“突击队”监督检查贪污腐化、违法失职、吞没公款、任人唯亲的行为。

1934年4月，颁发《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工作条例》，条例规定，政委要参加三人团的会议，政委具有最后的决定权。这实质上就是规定党组织对企业管理者与企业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对于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职工工作的指示。

国有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党的领导、听从党的召唤、服从党的事业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以卓越的贡献支撑起共和国的红色江山，铸造出新中国经济的辉煌。

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我们党通过发展一大批国有企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独立的、相对完整的、有相当规模和较高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奠定了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中蓬勃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著、功不可没。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为我国发展打下了物质基础，如果没有这些物质基础，就没有我国经济的独立和国家安全，就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就没有我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

国有企业的初心在一代代爱国奉献、开拓进取、坚韧不拔、勇攀高峰的国企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个群星璀璨的光荣榜上，有以钱学森、邓稼先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的科学巨匠，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铸就了“两弹一星”，创造了彪炳史册的光辉伟业，极大地增加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有以孟泰、王进喜等为代表的全国劳动模范，他们顽强拼搏、无私奉献，为国家分忧解难，为民族争光争气，为振兴中华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有以王启民、许振超等为代表的改革先锋，他们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书写了国有企业披荆斩棘改革发展的壮丽篇章。有以罗阳、黄群等为代表的时代楷模，他们履职尽责、许党报国，在得失抉择中坚守本心，在生死考验中挺身而出，用热血乃至生命铸就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地。有以陈建新、郭旭光等为代表的青年楷模，他们朝气蓬勃、斗志昂扬地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在攻坚克难中创造业绩，向世人展示了当代国企青年奋发有为的时代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