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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利:中国人的生产与生活智慧——走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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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利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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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人的生产智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黄河、长江流域农业文明历史悠久

早期人类文明大都发源于大河流域,原因是:灌溉水源充足,水利资源丰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合人类生存,利于农作物培植和生长,能够满足人们生存的基本需要。

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黄河流域早期农业主要是种植粟、黍,长江流域主要是种植稻。黄河流域产生的农业文明,受到历史时期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不断向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过渡、发展。长江流域农业文明是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继承和发展。

黄河流域农业文明区域和北方草原游牧文明区域有一个过渡地带,这一地带也是历史时期农业民族(主要是汉族)和游牧民族相互争夺的主要区域,在这一区域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不断交流、融合。

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意味深长地谈到:“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断流的古老文明。5000年的历史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

(二)中国两大农业系统的生产方式

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稻作农业与旱地农业同时出现,呈现南北并立的格局,即南稻北粟。此外,南北的耕作技术也有很多不同,南方是火耕水耨,北方是刀耕火种。

火耕水耨是我国古代一种原始耕种方式。在播种前,放火烧去田里的野草与蓬蒿,再下种,谓之火耕;待禾苗长出七八寸后,将水灌入田中淹没并闷死杂草,使之腐烂成为肥料以助稻秧生长,谓之水耨。这种稻作技术需要有良好的人工灌溉条件,同时要将除草与汇肥有机地结合起来。显然,这已经不是原始稻作农业所拥有的技术,而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淮南水利事业的发展,稻作技术到达一定水平的表现。

刀耕火种是新石器时代残留的农业经营方式,又称迁移农业,为原始生荒耕作制。先以石斧(后用铁斧)砍伐地面上的树木等枯根朽茎,谓之刀耕;草木晒干后用火焚烧,再下种,谓之火种。一般来说,一年后易地而种。

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黄河中游仰韶文化区采用刀耕火种、土地轮休的方式种植粟、黍。公元前1260年至1100年,云南也用这种方式种稻。战国时期,云南土著民族广泛采用刀耕火种的农事耕作方式进行农业种植。公元前1世纪,随着大量移民屯田,云南中部及西部地区刀耕火种的农事耕作方式逐渐减少,但在边远山区仍然保留着这种耕作方式,有的甚至延续至今。

在7000年前,黄河流域已经普遍种植粟、黍,石镰是收割粟的工具。使用时在镰身后部捆绑竖柄,人们一手把地里的粟秸攥成一束,一手持柄挥镰割断成束的粟秸。为增加石镰的切割能力,人们将石镰的刃部加工成细密的锯齿状。

禾晾通常建在寨旁、溪边,形状像牌坊,顶部两边盖上一尺宽的人字形杉木皮挡雨。晚秋,稻谷成熟,人们剪摘稻穗,剥去外叶留下一尺多长的禾杆,约五公斤捆成一把,放在禾晾上风干后入仓。禾晾无人看守,也不会失窃。

“二牛抬杠”也称“二牛三夫”耕作法,最早见于战国时期,西汉得到推广。耕作时,两牛相距约七八尺,中间横抬一“杠”,“杠”后接续辕犁。一人在前牵牛;一人坐在“杠”上,脚踏辕犁,控制犁铧入土深浅;一人在后扶持犁把。这一耕作方式在云南及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地方至今仍可见到。

唐朝后期,江东地区出现了曲辕犁。和以前的耕犁相比,它有几处重大改进:将直辕、长辕改为曲辕、短辕,并在辕头安装可以自由转动的犁盘,这样不仅使犁架变小变轻,而且便于调头和转弯,操作灵活,节省畜力和人力。曲辕犁的出现是古代中国耕作农具成熟的标志。

兴化垛田已有上千年的造田耕作史,2014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垛田作为古代土地利用的活化石,是研究当地生态环境变迁和土地利用方式转变的珍贵标本。兴化境内70%以上耕地为垛田,至今保存着传统农耕方式,使用罱泥、扒渣、搅水草等自然肥料。

葑田是可以移动的农田。人们将湖泽中葑泥移附木架上,浮于水面,种植稻。

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不断交流、融合,形成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礼仪谦让、坚强不屈的民族性格。从生产和生存方式来看,农耕民族以农耕立足、发展,社会发展繁荣以农为本;游牧民族则不事农耕,以游猎畜牧为生。从居住环境来看,农耕民族讲究安土重迁,建立村落、城市作为生产生活场所;游牧民族则居无定所,追逐水草而居,不建立固定的房屋居所,穹庐、辘轳车是其生活场所。从文化来看,农耕民族受儒家影响,讲究文质彬彬;游牧民族则以用武为尚,全民皆兵。从统治方式来看,农耕民族采用郡县保甲制,辖下之民登记造册,征收赋税,不可随意流动;游牧民族则是部落联盟的形式。

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都是灿烂的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

责任编辑:吴自强校对:叶其英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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