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深入学习新中国史 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2）

像范仲淹就是个典型例子。他幼年生活困苦，却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了官僚集团和统治阶级，最后做到了宰相。此外，在我国古代，还有一大批有为的官员都是出身于社会底层家庭。科举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封建社会“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情况。

第三，文化层面。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并带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变通性，并且是一个以道德、道义支撑的体系。儒家思想的重要特点是“入世”，所以，它作为治理国家的文明体系，不同于西方和其他社会的政教合一体系。儒家思想对君主、官吏、普通百姓，对家庭等级、伦理、秩序都有制度的约束，并且它会根据社会的变化做出相应地调整，所以儒家思想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体现了它的变通性。

儒家思想的包容性体现在其同时兼容佛教思想、道家思想，可以与其他思想融合在一起。但一些极端的观念或者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并不占主流地位，因为我们提倡和平相处的观念。

儒家思想讲究“修齐治平”。佛教思想和道家思想也各有千秋。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人群中也会有所不同，甚至在一个人的一生中，都会在特定阶段有特定思想做主导。比如，一个人年轻时，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可能占主导地位。到中年时，他可能由于一些原因以道教思想为主导。到了晚年，这个人也许会信奉佛教。

这就是中华文明的特点，我们可以包容很多思想，就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具有很强的韧性，同时又兼顾变通性和学习性。

尤其是在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在面对列强的侵略时，将我们的民族人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始终都没能真正地征服我们。这正是中华民族在重重困难中重新崛起，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原因。

客观地讲，1840年以后，中国在传统农业文明时代积攒起来的一些文化和科技成果，在遇到了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时，确实显现出了其落后性。在经济层面，工业革命创造的生产力是空前强大的。就像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就让传统农业时代以土地、自然资源、人力和畜力为主的生产条件，在面对工业文明的机器化大生产时，不可避免地会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同时，也使得以血缘关系、等级制度和以自然、半自然经济为特点的农业文明政治体制转变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是建立在工业革命后，其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以及市场化的条件下的。

在文化层面，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后，由于市场扩张的需要，他们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也都发生了飞速发展。客观地说，现代科学、现代社会科学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19世纪末，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完成工业化后，和还是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中国相比，它们是具有先进性的。但是资本主义的先进性带有强烈的扩张特点。所以，19世纪末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它们以剥削、压迫，建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方式进行全球扩张。

对当时的中国来讲，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中，有双重阻碍：

一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它们不允许中国发展起来，也不给中国发展机会。所以，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抗日战争，帝国主义一直在侵略压迫中国，掠夺我们的财富。

二是传统的封建势力。传统封建势力没有能力阻止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剥削。此外，它们还阻挠国内新兴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人民大众进步的步伐。

所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压迫中国人民的“两座大山”，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两个反动势力。当时中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始终是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也是革命要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通过民主革命建立一个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摆在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从近代中国来看，传统地主阶级中出现了洋务派、改良派，但是他们并没有解决当时中国的问题。比如，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宣告了洋务派彻底破产。还有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发动的“戊戌变法”也以失败告终。立宪派最后也没有成功。

虽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起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国还保持着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社会基础。而代表先进近代工业的资产阶级在当时还不够强大。因此，“辛亥革命”并不能建立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所以，袁世凯在1915年12月12日，宣布接受帝位，推翻共和，复辟帝制。袁世凯失败后，又有张勋复辟。在之后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时期。所以“辛亥革命”后，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但没有实现共和的愿望，他们的理念以及发展经济实行工业化的要求也没有实现，当时的社会反而陷入了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