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河：中国城市化问题（3）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不断改革和深化，大量农村人口开始对工业化城镇化的需求日益上升。改革开放以后，在80年代中期出现了第一次工业化浪潮。工业化浪潮的时候，农民开始有钱了，人生自由了，就开始向城市转移。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国家城镇化的制度安排还没有准备好。那么面临这些大量的“盲流”怎么办？当时中国政府提出来，为了防止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大中城市，造成类似于印度、孟加拉、拉美等等国家的城市病，所以当时提出一个政策，叫离土不离乡，倡导农民离土不离乡，叫进厂不进城。为了减轻城市压力，说你们农民，离土可以，别离乡；进厂可以，别进城。当时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农村就开始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到处发展乡镇企业。那么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一看不行，最后怎么办，我们接着又提出一个小城镇大战略。就是什么意思？你们别在村里发展乡镇企业了，村里发展乡镇企业不经济，大城市又不能进，最后怎么办？发展小城镇吧。所以各种文件里面提出，小城镇大战略。农民企业家，农民首先应该转移到小城镇。小城镇是救中国的大战略。这是第二个阶段。

但是从当前的人口流转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看，中国人口的转移，实际的结果并不遵循先向小城镇，然后再到大中城市的转移。中国的现实情况并不是这样，中国的现实情况恰恰是劳动力和人口流动与城市规模是正相关。什么意思？凡是城市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劳动力人口流动多，凡是城市规模小的城市，劳动力进入的都少。所以说，现在目前的统计结果是大中城市规模大，反倒是吸引劳力农民人口多，现在目前中国的大中城市，吸引了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比重50%以上。小城镇那么吸引的农村劳动力只占8.7%不到9%。所以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还是大中城市。而且我告诉大家，从1990年开始，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的人口，比重是下降的。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为什么农村劳动力不向小城镇转移，非得向大中城市转移。实际原因无非几条。第一条，小城镇没有支撑产业，就业空间小，产业发展规模小，到那儿去没有生存之本，没有生存的空间。第二条，大城市支撑产业多，产业空间大。那么同时呢，大城市跟小城市相比，大城市的公共设施健全，马路宽，马路硬，医疗条件、就学条件、住房条件等等条件都比小城镇好。所以只要他是正常人，肯定会选大中城市。

用工业化的标准衡量，中国目前已经进入到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两千美元。像北京，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去年已经超过了六千美元，上海超过七千美元。按道理，我们国家的城镇化应该进入到第二个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城镇化应该处于加速发展时期。但是由我们现在目前的体制政策和城镇化的模式道路选择有偏差，导致我们国家城镇化进程比经济发展要慢，所以城镇化水平比工业化要低。而且我们国家目前的城镇化率既低于中等国家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水平。我们国家目前的城镇化率比印度还低，印度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700美元，我们国家是两千多美元，印度的城镇化率超过50%，我们现在还不到50%。

按照常规理论，中国的城市化率现在应该是55%左右，我们低了10个点。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是5.77亿人的城镇人口，按道理应该6.5亿左右，6.5—6.7亿城市人口。但是我们没有，因为我们体制问题，城镇化道路问题，工业化道路问题。

那么中国城镇化滞后的原因是，第一个是我们存在着比较完备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管理。我们尽管说农民可以进城，但是农民进城不可以变成市民，改变不了身份，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从就业、上学、就医、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限制了农村人口非农化，使农村人口进城的门槛、成本非常高。就拿朝阳区来说，朝阳区的农民目前要想转换成城市身份，享受到城市的社会保障非常难。难在哪里？朝阳区的财政有钱，可以实现城乡的社会保障一体化，但是现在制度不允许。农民的地，可以变成公家地、变为国有地，但是农民的身份要想变成城市，跟城市享受到一样的社会保障制度非常难。制度限制，第一个限制了进程。

第二我们从决策理念上，往往把大城市同农村发展孤立开来。一方面我们在说城市的公共资源有限，我们的财政能力有限，我们的各种福利政策不允许农村人来享受，把农村人排斥在外。所以好多人尽管进了城，但是这些人由于享受不到城市的经济适用房、就业、子女上学、劳动保障、医疗保障等等，那么这些人变成了候鸟式的人，正月十五以后飞来了打工，到春节前又飞回家去了。工作挣钱在城，盖房娶媳妇在村，成了两栖人。他们这些人，往往变成了为城镇提供廉价劳改力的流民、劳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出现了两大群体，一个是叫真正的制度之内的城市人，一个为城市人服务的农村人。那么这些人常年在外，在城市里打工，但是进入不到城市主流社会。这些人现在很难处理。就是说这1.2亿人回了农村，农村人说你们已经城市人了、城市化了，很难融入到农村，但是这些人回到城市，城市人说你们是“盲流”，你们是农村人。所以这些人成了一个四不像，他们始终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

小城镇和农村像孤儿，他们的建设没有规划，比较分散，比较乱，特别是远离大城市，往往造成一个结果，这些小城镇远看像城镇，近看像农村。楼房一看像城市，进楼房生活方式还是农村。楼前那边贴瓷砖，刷白灰，搞草坪，挺漂亮。楼背后全拉的是屎，撒的是尿，没有公共服务设施。所以说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上，造就了大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二元城镇建设结构。

第三个，中国的大中城市在现有制度安排下走了一条贵族化道路。什么叫贵族化道路？就是中国的大城市现在目前搞城市建设，就像建造碉堡一样，既远离小城镇，也远离农村。90年代以来，我们许多大城市在城市建设上走入误区，用这种英雄主义、用这种帝王情绪，认为老子是书记、老子是师长，我要建那个大楼，50年不落后，一百年看起来还像今天一样漂亮。所以说将城市建得格外张扬，花巨资建世界最高，建世界最大，建世界最漂亮的建筑物。所以说把农民的地收过来，关起门来搞“四化”。怎么叫关起门来？用二元初级制度，让农民别进城，关起门来搞“四化”。什么叫“四化”知道吗？叫城镇的道路要硬化。铺水泥，可以过坦克，降落飞机都可以。墙面要白化，贴瓷砖，刷白漆。为了漂亮，这一条主道街，全部给我贴上瓷砖，全部都给我刷上白漆，漂亮。环境要绿化。有的城市为了叫整体升值，把深山老林的两千年到三千年的树移到广场上去，说整体增值。老树过来不适应气侯变化，要死，怎么办？给它打吊针。人打吊针，树怎么打吊针知道吗？给树的脉管输液，让它活了。为什么让它活？他不敢让它死，死了那个市长就没命了。他把两千年的树弄过来，花了几百万，那树一死，辞他职。还有的城市建广场，中国的草坪不够，中国的树不够，飘洋过海花了几十万元买一棵树，买一群树，栽在广场上，确实很漂亮。最后一化叫城市洋化。什么叫洋化？你们知道吗？城市为了显示自己的特色，我要跟你们中国人不一样。把巴黎小镇、西班牙小镇、罗马小镇都引过来，造在我这儿。我要把埃菲尔铁塔也造到这儿来。就是说我们的城市化没有考虑到人口城市化、农民的城市化，而是用一种帝王将相的情绪，用一种英雄主义创造世界的情绪来造城市化。所以这样才出现了大剧院、世纪大道、中央公园、巴洛克式广场、超天安门建设。

我们国家目前人均GDP才2000多美元，我们并不富裕，城镇化不是要追求壮观，不是要追求美丽，不是要追求豪华，而是要清洁、实用、卫生。当前中国城镇化最大目标是要干嘛？我觉得从上到下领导决策者要思考，我们的城镇化到底想干什么。我认为，中国的城镇化的最大目标是要最大限度吸纳人口，转移人口，尽快实现城市化，或者要补过去城镇化之后的路，这是第一目标。

当然了，这个目标下，你不能搞环境污染、破坏环境。在这种“四化”支配下，我们好多城市，谁当了市长之后，第一目标是什么，第一目标是拆，第二目标是拆，第三目标是拆，全是拆，不打破旧的、不拆旧的，新的不起来、政绩出不来。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中国的城市化肯定走向了一个歧途。

那么在国外，人口的城市化一般要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一条途径是靠近城镇郊区的土地由于能增值，同时这些土地是土地私有，随着产业发展、城镇发展、土地增值以后，这些土地要交易，那么靠近郊区的农民可以拿自己的土地到市场上去交易。交易以后，土地增值获得的收益，除了交税后，绝大部分是农民的。所以土地一增值，农民收益，农民收益了，拿着钱，把土地卖掉，进了城，置房置产、置业、娶媳妇、生孩子，就变成了城市人。而且这些人往往是比城市还富裕。所以他们置业办厂、盖房子，变成资本家。那么，在西方国家，许多国家的城市化动力往往来自这部分，叫郊区农民从土地所有者变成了资产所有者，变成了城市人。

我们国家这一条不通，土地增值获来的城市化动力在中国没有。我们法律规定，农村土地不能进入一级市场，农民不能进入二级市场，土地卖给谁，怎么卖？卖多少钱？钱怎么分配？分配给谁？不由农民自己定，那么最后的结果是土地的收益80%以上是给了开发商和各级政府，农民只拿到收益的10%。所以说农民根本没有动力，土地增值收益以后，没有钱，没有动力去进城置业，比城市人还富。

第二，在国外，远离大城镇的地方，由于当地的地不值钱，产业萧条，这些人口要想变成城市人，就要靠腿靠脚走出大山。这些国家，往往城乡的制度没有障碍，可以顺利进入，只要有就业，没有人挡我，我可就以顺利进入。通过打工、挣钱、买房子、娶媳妇、生孩子，都很顺利。在国外，城乡没有差别，农民到了城市，照样可以娶城市的媳妇。在中国不行，你要是农民的孩子进城打工，你想娶个城市媳妇，还得看你啥户口。最现实的例子，是生了孩子不能就业，在城市享受不到福利，所以在中国第二条渠道也不畅通。

经过改革开放30年，中国农民有权利进城打工，但是制度安排上他没有权变成城市人。你们可以看看北京市，历年来进入北京的农民打工者，有几个变成城市市民。那几个建筑工评上了北京市级优秀劳动模范，特殊政策变成了城市人。尽管说北京城门是敞开的，但是北京周围的城市、周围的制度是一种隐形城门，这种隐形城门对农民永远是关着的。所以说，当前我们现在国家要想推进城市化，目前这两条人口转移道路都不具备。大城市的发展就受到了限制。

目前在中国鼓励小城镇大战略、鼓励小城镇大发展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你看，第一，中国小城镇人均建设占有土地资源要比大中城市高4—8倍，我们土地少人多，比如北京，人均占有土地空间是106平米，天津68平米，上海64平米，重庆49平米。一般的小城镇建设人均占有耕地是要150平米以上，而且效率低下。20年来，北京市的建成区每增加一平方公里，可增加6.3亿元的收入，就是一平方公里增加，可以增加GDP产值6亿元，上海增加12亿元。而小城镇，每增加1平方公里，生产的GDP不足1亿元。这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中国土地资源比较少，人口比较多，所以大量建设小城镇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第二，由于小城镇规模太小，缺乏明显的集聚效应，公共品德、社会效益差，基础设施投资成本高，所以说，当前我们国家的城镇人口，在10—100万人口之间，它的规模效应为正，但是在100万—400万人口的时候，规模效应最大。像北京市1700万人口，规模效应并不一定最好。目前中国的城市人口最好是在100万—400万之间，城镇人口低于10万以下的，没有经济效应，是负效应。

第三，小城镇功能残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导致企业人口劳动力进城的成本高。所以我有钱，我是企业家，是不会到小城镇发展的。因为小城镇的成本高，它的交易成本、基础成本都高。说白了，我在朝阳区建厂，电拉个线就行，路是水泥的，手机空中有网，笔记本插个接口就接上了，各种公共设施非常齐全，要在小城镇建厂，马路要修，电话要通，澡堂子要自己盖，成本很高。

第四，小城镇缺乏支撑产业，就业空间小，缺乏立业之本。这两年远离大城市的一些小城镇确实搞了一些开发，地方政府费了好大的脑子搞小区、搞园区，结果是园区建立起来了，但是园区空空荡荡，没有人去，一片萧条。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新要求，说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要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代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就是说，孤立的发展小城镇、大中城市都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