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产业：“技术中立”是政府的明智之举？

近几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谓火热。

被赋予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升我国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任，七大重点新兴产业吸引了大量资金、资源与政策投入。

但战略性新兴产业究竟能否担当此重任？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应如何处理？政府在新兴产业发展中应该起何种作用？

带着这些问题，本报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

“有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不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对我们都是新的，大家几乎同时开始研发和应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对本报记者表示，这意味着我们不一定照走发达国家的老路，可以直接接触到全球技术和产业的前沿，实现跨越式发展。

在他看来，除了后发优势，中国发展新型产业的优势更多地表现在新技术的产业化能力和市场需求潜力上。产品制造能力和配套体系是中国长项，而在市场需求上，我们的大量需求是初次需求，而发达国家是置换性需求。因此，“在有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中国是有条件形成较强国际竞争力的”。

刘世锦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在于政府能否摆正自己的角色。如过去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政府直接参与和投资看起来相当成功，“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领域技术比较成熟，有直接的先行者可以模仿学习，不确定性较小”。而当经济逐步转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以后，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大大增加，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角色需要有一个从“直接参与者”到“环境创造者”的转换。

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要素组合优势

《21世纪》：目前，工信部发布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把整个工业作为规划对象的《工业转型与升级规划（2011-2105）》，你如何看待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工业升级之间的关系？

刘世锦：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意义和潜力，要放在我国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观察和理解。从工业化的历史看，在大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发展重心一般要经历轻工业、低附加值重化工业到高附加值或技术密集型重化工业这样几个阶段。我国工业发展地区间是不平衡的，总体上说正处在向技术密集型重化工业过渡的阶段，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工业升级。这种升级表现为采用新的技术、工艺、设备、管理方式乃至商业模式等，其中有些在发达国家已经有了，我们要学习、引入和应用，对它们来说是旧的，对我们还是新的；有些则不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对我们都是新的，大家几乎同时开始研发和应用的。现在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这两种情况都有。后一种情况，是我们能够利用的一种重要的后发优势，这意味着我们不一定照走发达国家的老路，可以直接接触到全球技术和产业的前沿，实现跨越式发展。

《21世纪》：除了后发优势，我国还有哪些发展新兴产业的有利条件？

刘世锦：除了产业升级的需要外，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有利条件较多，具有独特的要素组合优势。从技术角度说，过去我国一般都是追赶者，往往与先行者有较大距离。但在这一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中，情况开始出现变化，在一些领域，比如新能源汽车领域，我国的一些企业已有了相当不错的技术基础，与先行者差距不大，有并驾齐驱抑或局部领先的潜力。当然，我们的优势更多地还是表现在新技术的产业化能力和市场需求潜力上。产品制造能力和配套体系是中国长项，市场需求规模也是领先的。

与发达国家不同之处在于，我国的大量需求是初次需求，而非置换性需求，比如，中国正处在汽车大众消费的快速增长期，如果这时新能源汽车能够达到具有商业竞争力的水平，大量的消费者初次购车就可以买新能源汽车。所以，在有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中国是有条件形成较强国际竞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