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革新的历史沿革：经验与教训（2）

一、越南革新的探索与试点

越南革新探索和试点，起始于1979年8月越共四届六中全会，终点是1986年12月越共六大。这一时期主要任务是加深对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通过革新逐步克服经济社会危机。

越共四届六中全会原本是讨论地方经济和消费品生产，但后来转向讨论全国面临的紧迫经济社会危机问题，因而触及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济社会路线和政策，会议分析了越共中央和政府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并作出了以下重要结论：（1）必须承认越南南方存在着多种成分经济（即多种所有制经济，下同），因而必须正确利用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经济，以推动经济发展。（2）必须改革计划经济工作，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把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三种利益结合起来，反对计划工作中的官僚集中。（3）必须在制定经济、财政政策工作中反对不思进取的保守思想和行为，鼓励发展生产，发展经济。特别是需要颁布有利于发展农业、林业、渔业、消费品和出口产品生产的政策。（4）必须对越南南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积极、稳妥的方针，且把稳妥放在首位，反对急躁冒进、强迫命令、损害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做法。对于南方私人资本工商业的改造，必须正确执行越共中央关于多种成分经济并存的方针，充分利用各种成分经济的劳力、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去大力发展生产。（5）必须调动国营、集体、公私合营、个体、民族资本等一切经济成分发展消费品生产，以缓解消费品匮乏的压力。

越共四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其目的是克服经济管理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调整经济方针与政策，打破壁垒障碍，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为日后经济革新做准备。

1981年3月召开的越共五大，基本上沿袭了1976年越共四大所通过的路线。越共五大决议指出，1981－1990年是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初始阶段，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需要集中力量发展农业，把农业作为头号生产领域，努力把农业引向社会主义的大生产，努力增加消费品生产，继续建设一批重要的重工业；把农业与消费品工业、重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农业与工业有一个较为合理的构成。因此，1981－1985年五年计划的许多指标完成得比较好，其中农业年均增长4.9%，工业增长9.5%。人均粮食从1981年的273公斤增至1985年的304公斤。

越共五大决议虽然严厉批判了党内存在的主观、急躁思想情绪，然而在探讨给经济“松绑”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失误，主要表现为在1981－1985年期间，越南对许多商品实行“双重价格”，除了按低价供给的商品外，国家继续规定其他多种商品价格，使得国家价格与市场价格愈益相背离。在国家维持价格稳定的同时，市场价格上涨很快，其造成的后果是国家财政对工业和建筑业亏损给予补贴的数额越来越大，工资中价格补贴部分虽然很多，但仍然赶不上市场价格的增长幅度，导致货币贬值，工薪阶层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严重下降。这一期间，人民必需消费品（如大米、肉类、食糖、肥皂、自行车轮胎等）的供给价格与市场价格相差10倍上下，1985年与1984年相比，其市场价格上涨了300%，通货膨胀呈现加速上升趋势。

在上述情况下，越共中央召开了五届六中全会、七中全会和八中全会，其中1985年6月八中全会尤为重要：一是会议承认了商品生产的客观存在及其商品生产的规律，认为官僚集中包给制的继续存在是经济社会危机挥之不去的主要原因；二是会议强调市场要按照供求规律调节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双重价格制”必须转向“单一价格制”。只有市场“单一价格制”才能结束数额巨大而不合理的亏损补贴，才能避免国家和人民财产的损失；三是会议决定废除工资“包给制”，把所有商品供给的补贴计入工资，保证工薪阶层能以自己的实际工资解决基本生活问题，按照市场价格去购买生活必需品；四是会议决定在1981年隆安省进行价格、工资制度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价格、工资、货币改革与调整，实现单一经营价格，全部废除供给价格，取消商品购买票证，调整全部商品价格，并进行新旧货币的兑换工作。由于价格、工资、货币总体改革与调整，是在很短时间全面铺开的，造成了全社会从未有过的骚动。特别是在完全不具备增加货币价值保证的基础上进行货币兑换，其错误性质显得更为严重，人民群众在银行的存款只剩下1/10，而年均通货膨胀率从两位数上升到三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