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来源（3）

由上可见，列宁在这篇著作中，把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总是看作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史前理论文献和史料，而不是看作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来源。列宁这篇著作中所使用的“ источиник”一词，正是“史料、文献”意义上所使用的，而不是在“源泉、来源”意义上使用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翻译有误，应翻译成《马克思主义三种史料和三个组成部分》。

四、坚持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来源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前人理论的提法，不仅在理论是不成立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极其有害的。多年来，我们一直信守着这一提法，也就形成了这一观念，既然马克思主义都可以是来源于前人的理论，那么我们现在所需要的理论，当然也就可以从我们前人现成的理论中去寻找、去引用了。这样一来，实践在我们的理论视野中不见了，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被我们忽略了。

1978年，我国理论界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对于解放思想，打破禁区，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在这一讨论中，我们却忽略了理论是从哪里发源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来源于什么这个重大问题。这样，就给唯心主义认识论，给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留下了最后的避难所和藏身地。正因为如此，在现实生活中，理论脱离实践、落后于实践的问题总是得不到根治，常常出现“理论上说得通，实践中行不通；实践中行得通，理论上说不通”的背反现象。理论本来应该走在实践的前面，科学地指导实践，然而，在实践与理论的“竞赛”中，常常是实践获得“冠军”，而理论往往是跟在实践的后面爬行，可称之为“爬行理论”。一种新的实践出现以后，理论往往是先“站”出来责备一通，当实践已结出丰硕成果之后，理论然后再“认输”，再回头支持，真可谓“实践步步为营，理论节节败退”。为什么出现这些现象呢？其根本原因在于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经院理论”的“铁门”，而“理论来源于理论”观念则是这个“铁门”的“门枢”和“门扣”。

我国正处在一个新历史时期，许多传统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思想理论观念都正在更新，新的事物层出不穷，许多新的实践向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革，而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成功，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这个科学的理论从何而来呢？如果按照“理论来源理论”观念，就只好在前人现成的理论中去寻找了。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只设想了未来世界的一个轮廓，而并未规定每一个步骤。恩格斯在谈到如何对待他的理论时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18] 他还说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先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的影子也找不到。” [19] 列宁更是明确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该在各方面把一门科学推向前进。” [20] 这些经典论述都说明，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僵化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开放、发展的理论体系。只有敞开的理论才能使自身不断丰富和发展，也只有这样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而封闭的理论只会使自己停滞不前，从而成为僵化的理论。社会主义实践促进理论的发展，而僵化的理论只会“窒息”社会主义实践。由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理智的实践，而由僵化的理论制约的实践只能是畏缩不前的实践。由此可见，指导新的实践的科学理论，唯有根据“理论来源于实践”的原则， 在新的实践中去探索，而不能根据“理论来源于理论”的观念，在已有的理论中去摘取。

指导新的实践的科学理论来源于新的实践，但新的实践并不能自发地形成科学理论，而需要理论工作者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理论探索过程，也是理论思维过程，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21] 。进行理论探索，必须遵循“理论来源于实践”的原则，坚决摒弃“理论来源于理论”的观念。因为只有来源于实践的理论，才是富有生命力的理论，而源于理论的理论，往往是“贫血”的理论。

由于有“理论来源于理论”之说，因而，多年来，在我国的理论探讨中，有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寻找“理论依据”。每当现实生活中出现某种新生事物，在分析和研究时，总要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下这种新生事物的“理论依据”，如果找不到“理论依据”，就不能给这种新生事物定性，或者在定性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以致于使得一些有效的新生事物不能得到理直气壮的发展。为什么我国一些理论文章“灰”色很重，缺乏可读性，就因为这些文章的作者往往不是在实践中探索理论之源，而是在理论中探索理论之源，探来探去，引经据典，以至于有的文章和书籍，只有排列组合的数学意义，而对于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却缺少有意义的实用价值。实践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最高法官”，而不是相反。评判新的实践正确与否的标准也只有一个，就是这种实践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处处以某个“理论依据”为转移，社会主义就无法前进。

之所以我国理论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言必称“理论依据”、文必引“理论依据”的现象，究其根源，是在思想上继续存在着对马克思的“两个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虽破除了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但对马克思的“两个凡是”却以潜在的形式继续存在着。这看起来，似乎是对马克思的尊敬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实际上却严重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此，只有破除对马克思的“两个凡是”，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不断充实新鲜血液，从而保持旺盛的理论生命。

所谓“理论依据”，无非是过去实践的理论结论，过去没有过的实践，当然就没有这种理论结论。根据“理论来源于实践”的原则，当已有的“理论依据”与现实有效的新实践相一致时，我们就用这种“理论依据”；如果没有这种“理论依据”，我们就根据新实践，创造出新“理论依据”；当原有的“理论依据”不符合新的实践的要求时，我们就应该修改这种“理论依据”。正如当地图不符合地形时，要修改的是地图，而不是地形一样，当理论不符合实践时，应当修改的是理论，而不是实践。地球表面的大陆是一个缓慢漂移着的板块结构，到若干年以后，大陆结构和形状变了，如果还使用现在的地图，或者要以现在的地图为依据把大陆搬动一下，那岂不是天大的笑话。社会主义实践在日新月异的变化，如果我们的理论“以不变应万变”，这种理论其意义何在！重要的在于为理论寻找实践依据，而不是为实践寻找“理论依据”。在理论探索中，要怀揣原理，着眼实践，而不要事必找“理论依据”，文必引“理论依据”了。

我这里不厌其烦地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的原则，或许有人说，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我们已不是叫了几十年的“理论联系实际”了吗？我说非也！“理论来源于实践”明确表明了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表明了实践第一，理论第二的主从关系。而“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成了独立于实际之外的存在物，理论成了联系“主体”，实际倒成了被联系的“客体”，这就把实践和理论的主从关系给弄颠倒了。因此，我认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提法不妥，应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提“理论来源于实践”的口号。

马克思主义永远是时代的结晶，时代又总是由一定的社会实践体现出来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的结晶应当发展，阻碍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是未知的东西，而是已知的东西，而未知的东西深深蕴藏在活生生的实践当中。马克思主义应当充分适应时代的要求，在新的实践中发掘自身，创新自身，丰富自身，用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指导人们进行新的实践，开创时代的新局面。在新的实践中，在新局面的开创性活动中，马克思主义自身也就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