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欧关系的症结：是价值观不一致吗？

欧盟对于在阿拉伯世界，特别是对于历史上深度卷入欧洲事务的北非发生的诸多事件无力施加重要影响，使人得出伤感的结论：欧洲不再是一支全球性力量， 它正在为内部事务而忙碌得筋疲力尽。欧洲忙于内部事务而无暇他顾，帮助莫斯科实行现代化事业不再是优先考虑的事情。问题不仅在于，欧洲政治家已经习惯于冷 战时期在美国庇护下的舒适生活，如今却遇到诸多危机的挑战，除自身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危机，还有民族国家情绪的强化以及欧洲内部民族和地区的变化，而且在如 今欧洲政治生活中，过去的政治分歧和历史偏见的残余影响不可低估。

试图将苏联解体后实力下降的俄罗斯排挤出欧洲主要玩家，并且在其西南边界建立新“防疫隔离线”的种种做法，并没有给欧洲内部“无冲突发展”带来真正 的安宁。前南各国间遗留的纠葛，承认科索沃之后分离运动的增长，给欧洲局势带来了不稳定。同时随着美国介入欧洲事务力度减弱，欧洲某些国家根深蒂固的傲慢 和众多小国的历史本能都有可能加重欧盟整合的困难。

历史是启蒙老师，它有助于我们认识过去，并同现在发生许多事件进行比较，今日欧洲所发生的事件就能够证实这一点。

一 关于欧洲均势的历史回顾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欧洲国际关系形成的均势体系，并不能预防危机和战争，但是能够控制冲突的规模以及限制一些国家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他国的概率。在欧洲均势体系中出现的重大间断就导致大陆的严重冲突甚至是世界战争。

虽然欧洲均势的奠基者有马基雅维利和黎塞留式的代表人物，可是在国际关系中出现均势状况并不是当时政治家和外交家具有远见的结果，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那些新出现民族国家的统治者开始抵制来自欧洲显赫王朝对自身政权与独立的威胁。

俄罗斯得益于彼得一世改革，迫使欧洲考虑它的利益并将其纳入决定欧洲均势的国家行列。拿破仑战争迫使欧洲大国自觉地建立基于均势原则之上的国际秩 序，俄罗斯为保持这种均势而发挥最重要角色。1815年维也纳会议和以俄奥普为基础的神圣同盟，虽然渗透欧洲专制王朝建立某种机制以集体行动反对任何革命 的意图，但还是把均势作为调解国际关系的主要原则之一。在欧洲几乎40年里没有出现一次大国参与的战争。

当时外交界只赋予欧洲均势相对稳定的特点，最终还是自己毁了它。鉴于俄罗斯在欧洲影响力增强，尤其在巴尔干地区，奥英法发现这是对自己利益的潜在威 胁，因此为抵制“俄罗斯熊”而决定利用土耳其。英法利用沙皇尼古拉一世独吞黑海两海峡的冒险行为，参与1853～1856年俄土战争，开始瓦解维也纳确立 的奉行均势原则的欧洲秩序。

俄罗斯败于克里米亚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使欧洲外交抛弃了表面上的克制，恢复西欧大国间昔日的争夺，形成俾斯麦“现实政治”原则占据首要位置的新欧洲 秩序，即以强者为王来决定国家间关系。1870～1871年普法战争使欧洲政治具有对抗底色，此后在欧洲出现追逐霸权的强烈欲望，德意志帝国认为自己不再 是欧洲工场的铁砧，而是大铁锤。但是欧洲国家没有认识到德国起初改变力量均势、后来转变为军备竞赛的所作所为是对自身安全和欧洲文明的威胁。

一战并没有使欧洲政治家接受任何教训。1919年巴黎和会建立的秩序使欧洲失去长期和平发展的机会：它一味向德国复仇，将苏俄排挤出欧洲均势之外， 激化了欧洲许多国家的民族问题。一战后美国对稳定欧洲做出贡献。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总统否定“现实政治”，同时认为均势理念是不道德的而加以否定，主张 实行国际秩序的新原则———民主、集体安全和自决。当时欧洲领导人拒绝均势政治的基本格局从而陷入了无数灾难的绝境，这种情形表明，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 格所说，欧洲应该明白，在没有包括世界上三个最有实力的国家：美国、德国和苏联之前，集体安全的普遍理论不会发挥作用。

虽然德国在一战后失去对外政策的分量，却善于利用欧洲均势的残局、伦敦和巴黎之间历史上不信任以及英国长期以来希望德国成为对付俄罗斯和法国的平衡 物。德国外交在施特雷泽曼(1923-1929)领导下发展同苏联的关系，迫使英法神经紧张起来，以此削弱它们对德国施加的压力。1925年洛迦诺会议若 是没有英国(还有美国)帮忙，德国是不可能在修改凡尔赛和约道路上迈出一大步，并且事实上在欧洲国家中取得“平等权利”地位从而损害到法国利益的。此次会 议为德国向东欧发展开辟了道路，如果柏林满足于这个“礼物”，很有可能成为西方未来的布局。可是希特勒上台后鄙视施特雷泽曼的外交，思考着欧洲统一在德国 统治下的疆域范畴。欧洲政治家着迷于希特勒反共产主义并确信德国属于西方文明，却无法认识到德国军备不受限制的增长对于欧洲均势和整个世界的灾难性后果。

英法领导人在1938年9月慕尼黑向希特勒妥协，这就彻底破坏了欧洲均势，迫使苏联单独面对纳粹德国。斯大林于1939年8月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 约》，此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此向西方表明，虽然苏联奉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可是对于西欧外交所熟悉的黎塞留权谋手腕和俾斯麦“现实政治”并不排 斥。斯大林暂时使苏联地位在战前欧洲得以平衡，但是没有彻底识破希特勒的意图，断定与德国不可避免的战争会延迟一段时间爆发。1940年5月法国战败，对 西方国家而言这是寄希望于利用希特勒德国作为同“布尔什维主义传染病”作斗争的排头兵的幻想最终破产，对苏联而言这是期待着西欧国家在帝国主义争夺中相互 消耗的希望彻底破灭。严酷的现实紧迫地提出必须联合起来对付共同敌人的问题，这种愿望在苏联遭到入侵后体现在建立反对希特勒联盟上。

美国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罗斯福总统认识到，欧洲力量均势本身能够保证美国安全。罗斯福执政时美国外交界出现了不同于威尔逊观点而主张“力量平 衡”人士，他们认为评估国家实力以及国家间力量对比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对外政策这种倾向的逻辑发展就是美国同苏联合作建立联合国，它不同于国联并在最大程 度上考虑到1945年后各种力量的复杂分布和广大国家的利益。

“现实主义者”地位加强始于冷战开始，当时美国认为自己不仅是欧洲，而且是整个世界力量平衡的主要保证。面对苏联实力和影响的不断上升，遏制苏联就 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动机。美国认为苏联势力范围扩张至东欧尤其是战败德国境内，这是对自己利益的最大威胁。实际上，遏制理论以二战后形成的力量配置为基 础，为欧洲均势的复活做了铺垫。遏制理论的突出特点是推行“实力政治”。美国不仅拥有原子弹，而且在1949年4月建立起公开反苏的北约组织。

苏联领导人积极跟进：它全力巩固在东欧的安全阵地，在这些国家里确立苏维埃式秩序。但苏联的主要成就是1949年拥有了核武器，这使西方国家领导人 头脑冷静下来，并在很长时间里使国际关系保持相互遏制的特点。苏联取得同美国的核均势不仅巩固欧洲均势体系，而且使这一均势扩展至整个国际政治，特别是民 族解放运动使第三世界告别殖民主义统治。西欧也处于有利地位：苏美竞争直至90年代前使它有可能忘却大陆的战争行为，不再承担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责任，由于 两个德国存在而不至于过分担心德国威胁东山再起。在欧洲乃至世界确立的均势，使主要国家展开有关逐渐裁减核军备的谈判活动，出现苏美关系“缓和”时期，促 成1975年在赫尔辛基召开欧安会。

由于苏联内部问题困扰，同时伴随它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削弱，在美国对外政策中支持威尔逊观点的势力抬头，在苏联解体后这派力量排挤主张实力均衡派 人士而进入美国外交的决策圈。在克林顿总统(1993-2001年)1994年出台文件中讲到，美国安全应该“基于市场经济民主国家范围的扩大，与此同时 要防止和对付那些对我们盟友和我们利益造成的一系列威胁”。这里强调，美国安全和繁荣直接地同“在世界上特别是对美国具有战略地缘意义的国家里巩固民主和 深化政治与经济自由主义进程”紧密相关。出台这一文件表明美国政府向往扩张救世学说，在国际舞台推行单边主义而不用顾及俄罗斯的反应。

“新保守主义者”依靠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试图强行按照美国方式重塑世界。霸权意图昭然若揭，反映在把联合国当作均势的“残余”并毁掉其基础，特别 是反映在北约在前南境内的行动。同时强化跨大西洋联盟，巩固北约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紧密联系，依靠中东欧国家亲美情绪而不允许欧盟表现出过多独立性，将欧 盟活动仅限于经济贸易联盟。

美国的霸权意图之所以顺利实施，既得益于苏联这一平衡物消失而破坏欧洲的均势，也得益于希望得到“美国保护伞”的国家数量在增加。俄罗斯自身软弱， 在欧洲战后一代政治家看来，它不再是大陆均势必不可少的力量。西欧国家领导人远离昔日“苏联威胁”的轻松心态，同时也反映在对待土耳其的态度上，他们不认 为土耳其有能力对巴尔干事务施加重要影响。直至最近，欧洲人很少关心地跨欧亚的土耳其有能力很快成为区域性大国，并大大提高国际声望和对欧洲内部伊斯兰因 素发挥稳定作用。

2003年美国在伊拉克开始的冒险行动，使华盛顿霸权意图遭受重大打击，同时使欧洲开始担心在不受制约的单极世界里自己的未来，并迫使对自己责任感 早已生疏的大陆精英思考在世界力量变化中欧洲政治地位问题。2008年发生金融经济危机再次使欧洲政治家倾向于必须适应新现实的看法。美国新总统宣称放弃 小布什粗暴放肆政策，重新使“力量平衡”支持者走上美国外交前台位置，于是就有谈论美国同意与快速成长的中国承担“全球领袖责任”的话题。可是在2009 年11月奥巴马访问北京时，温家宝总理表示不同意所谓“两大国”说法，并解释说中国“奉行独立自主政策，不打算同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

然而眼下还不能谈论跨大西洋一致性遭遇严重危机的问题，即便是德法前领导人施罗德和希拉克曾公开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俄罗斯前外长普里马科夫的分析 非常深刻，他指出西欧挑战美国的游戏毫无结果。西欧和美国因历史(欧洲移民构成美国居民的主体部分)和文明(文化亲近和宗教思想)而相互紧密相连；它们之 间的关系因美国参与二战而得到加强，同时在冷战时期受到美国核保护伞的庇护。当然，西欧意识到在世界秩序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过分依附于美国，对欧盟成为国 际政治中心之一的抱负与傲慢将是消极和有害的。此外，西欧无论如何也不想同俄罗斯疏远关系，莫斯科实力逐渐恢复迫使欧洲重视并且重新找回早已忘却的欧洲均 势体系理念，公开表现出同俄罗斯发展关系的意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洗刷欧洲是美国附庸的形象。

深入分析西欧接近莫斯科的其他动机，就会发现西欧在90年代俄罗斯衰退中不仅幸灾乐祸，而且还“尽其所能”落井下石。西欧外交最近的行动(就柏林－ 巴黎－莫斯科路线展开深入对话，对俄罗斯说一些有关欧洲安全倡议的荒唐想法，暗示俄罗斯有可能成为北约的成员)是在北京正式回绝美国建议中美充当全球两大 领袖之后。西欧人长期以来期盼着俄罗斯采取对抗中国的政策。早在1959年初法国总统戴高乐就说苏联与中国冲突不可避免，在他看来这是推动俄罗斯与西欧接 近的重要因素。1959年夏美国国防部长麦克伦在同苏联葛罗米柯会谈中说，美苏必须联合起来反对中国。必须指出，在苏中关系紧张时期，莫斯科一度考虑过类 似西欧政治家劝说“联合”的话。

现在俄罗斯正僵持在十字路口。在竞争力不佳的条件下，俄罗斯外交面临着来自内部许多复杂问题的压力，落后停滞状况重挫自信心，并催生悲观失望情绪， 寄希望于借助外部帮助取得前进的突破口。然而在重新校正世界和欧洲的力量均势体系之时，没有那种19世纪和20世纪为政治与经济利他主义的位置。俄罗斯拥 有的唯一机会就是追随那个有可能填补美国霸权之后形成“权力空白”的国家。无论这种说法听起来多么庸俗势利，但是可以激发出建设现代国家的内部积极性。否 则，俄罗斯执意要充当改变世界力量平衡的工具，这是有风险的。